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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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在第三世界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文化相对论

崔之元

当前,第三世界关于进步可能性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进步”,第三世界必须一揽子接受西方现有的制度和思想;另一种则认为,第三世界特殊的文化和制度之传统必须保持原样,对地方传统的任何外在的批评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前者是西方中心论,后者则属文化相对论。 在本文中,我将指出,这两种观点都会给人带来严重的误解。只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它们的缺陷。今天,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的权利仍然受到限制甚至是压制。我们是否准备把它当做文化习俗而加以接受呢?亦或我们想破除这一地方传统以便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全盘采纳西方现有的制度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这一例子切中两种观点为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没有把握住“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对各自独特的传统过分推崇,尽管推崇的原因各不相同。西方中心论者推崇他们的独特传统,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将自己特殊的传统和思想视为普遍有效;与此相反,文化相对论者则就是为了自己特殊的传统而推崇自己特殊的传统。他们都缺乏一种体现在特殊性之中并又与之分离的“普遍”观。 本文提出的主旨是,构成所有这些特殊传统基础的“普遍性”是“人类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所表现出的人类的自我肯定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无法穷尽出这种自我肯定所可能具有的各种意义。“人类的自我肯定”这一观念可以归溯到布卢姆伯格(Hans Blumenberg),他将它定义为“一种生存纲领,人类据此将自己的生存置于历史环境之中,并向自己表明他将如何与周围的现实交往以及怎样利用所能遇到的各种可能性。”[1]尽管布氏讨论的主要是欧洲近代早期的人类自我肯定,但我们依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它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潜在萌芽。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阐述我对人类自我肯定的理解,探讨三个哲学概念:特殊…

摆脱“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的思维方式——对人权问题的思考

崔之元

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中德人权对话”研讨会上发言的修订稿。中德人权对话已有10年历史,人权对话已成为两国战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德人权对话的主题为“人权与和谐社会”。   我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一个主要论点——公/私界限和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我们都会承认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很多国家的立法要求政府官员公布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在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公共资金救市浪潮中,许多美国民众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过高收入不满,今后也不排除要求他们公布个人财产的可能。这个例子说明“隐私权”是相对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公私界限。实际上,中国古代传统和当代政治文化都强调个人权利的相对性,并强调权利总是伴随着责任。德国宪法(即《德国联邦基本法》)第十四章在规定私人财产权时,也明确说明财产权利伴随着社会责任,而这在美国宪法中是没有的。 承认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意味着公/私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当我们划定“私人”的领域时,也就划定了“个人权利”的领域。我之所以强调个人权利的相对性,是为了在政治哲学上说明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公/私界限。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英国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划分公私界限的标准:一个行为如果“只影响行为者本人”,就属于政府和他人不应干涉的私人领域。但复杂性在于:什么算“影响”?穆斯林女生在学校戴面纱对其他学生有无“影响”?对此显然没有绝对的和普遍接受的答案。因此,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划分公与私?某一种具体的划分方式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例如,1976年德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要求2000人以上的公司的监事会必须有50%的职工代表,这是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公司股东的私有财产权的界限? 在政治哲学上说明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公/私界限,有助于我们澄清一种流行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把所谓“亚洲…

小康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崔之元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为什幺? 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

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覆?

崔之元

一、引言 科斯(Ronald Coase)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近年来,他的理论在国际和国内均有较大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所谓“科斯定理”做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进一步讨论。本文的要点在于区分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解释。 与其他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多为多产作家不同,科斯一生著作甚少,基本上只有两篇主要论文:一是1937年发表的“论企业的本质”,二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当然数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科斯的著作是否包含真知灼见。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科斯1937的论文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1960年的论文建立了“科斯定理”。由此看来,虽然科斯著述不丰,但功绩其伟。 但是,科斯本人对他著作产生影响的过程另有一番说法。1987年,在《企业的本质》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威廉姆森(O. Williamson)等交易成本学派经济学家集会纪念。科斯在会上发表了三篇讲演,追述他思想的发展过程。科斯的回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科斯强调他三十年代写作《企业的本质》的思想背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写道:“我那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1932年去美国时拜见的人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Norman Thomas)”。(见Coase,1988a,第88页)当时科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同学勒伦(Abba Lerner),曾专程去墨西哥拜见在那里流亡的托洛茨基,并在后来与兰格一起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两位主要理论代表(同上注)。科斯明确地说明了他写《企业的本质》是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想论战的激发: “列宁说俄国经济系统可以像一个大工厂那样来管理——其他一些人认为像管理工厂那样管理整个经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看工厂,应该如何调和全俄国大工厂的不可能性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工厂的现实呢?”(同上注)科斯的答案实际上是居中的。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

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与葛兰西

崔之元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①(Chimerica)一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地处长江上游,重庆是今日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②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12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   本文的目的是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在展开论述之前,我需要说明这一理论解释努力的性质。我并不是说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意识地按照这些理论行事。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   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