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乾

武乾     男,硕士,副教授,理论法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开设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在2001年第2期《现代法学》上发表论文《论中国近代判例制度》,于2002年第1期《江汉论坛》发表论文《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于2003年第1期《法商研究》上发表论文《北洋政府的经济法体制的二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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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武乾

[摘要] 江南市镇在明清国家正式的基层政体中,一直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分割式管理的官治夹缝中,江南市镇社会自行创制了市镇社会组织自治这一非正式的市镇政体,并形成了江南市镇所特有的社会组织自治规则体系。在苏州府嘉定、宝山两县甚至还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市镇政体形式——镇地方自治。这一自治政体为近代江南地区镇地方自治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自治立法,江南市镇的社会自治组织长期处于分散无序的博弈状态。在官治的夹缝中,市镇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非常有限。从自治的基本理念上,明清江南市镇自治也仅限于补官治之不足而远没有上升到民主与分权的层面。

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

武乾

  早期的梁漱溟曾醉心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i]等中央政体问题。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使梁漱溟认识到“广大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要求,所谓宪政徒托空言是不行的。……必先养成国人的政治能力,而建基则在地方自治”,故而梁漱溟决定去乡村,试着“从小规模的地方自治入手”[ii],即“从基层的农村入手”[iii]。此时他所指的地方自治仍未脱近代西方地方自治的模式。从1921年始,梁漱溟“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府理路怀疑起来”[iv]。到1926年,他完全“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v]。这一切的西洋把戏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西式的地方自治制度。与此同时,他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治”理论。 所谓乡治,“实充分涵有今日所谓地方自治之意义在内。今欲提倡建设一种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故特标定此名”[vi]。可见,“乡治”乃是一种“中国化的地方自治”。由于“村(乡)治一词不如乡村建设之通俗易晓”[vii]1930年时,对他所从事的乡村运动“不再延用‘村治’或‘乡治’名词而改称‘乡村建设’”[viii]。此后,其“乡治”的理论也从此被改称“乡村建设理论”。自然,乡村建设理论也就成为了中国化的地方自治理论。   一、中国的地方自治组织不仅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还应当是一个合作经济组织 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国刚刚开始传播之际,急于在中国建立分权式立宪政体的学者们对地方自治的认识几乎都只局限于地方自治制度中的分权政体与民权这一相对浅显的层面上。在政体方面,时人认为地方自治的作用主要在于“补官治之不足”[ix],至多能认识到“自治即分权”[x]。在民权方面,他们认为可以“养人民之政治思想,练人民之政治能力”[xi];“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xii]。很少有人考虑到地方自治制度的政治设计背后更为深刻的经…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

武乾

  对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现有的研究,大抵都集中在对其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集权化本质的分析上[1],而很少有人关注这一制度与地方自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在萌芽之初就与地方自治有着隐约的联系。随着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加深,保甲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对地方自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保甲制度与地方自治关系的演变 (一)前期保甲制度——以治安为主旨 1、保甲制度依附于地方自治制度——村(里)闾邻制度而存在 1928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第一部具有地方自治内容的法律——《县组织法》。该法规定,县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其下分为区、村(里)、闾、邻四级自治组织。凡5户为邻,25户为闾,100户以上之乡村为村,100户以上市镇为里,20村(里)以上为一区。区、村(里)、闾、邻之议决机关分别为区民大会、村(里)民大会、闾居民会议和邻居民会议,其执行机关则分别为区公所、村(里)公所、闾长和邻长。区长、村(里)长、闾长、邻长及其副职分别由各级议决机关选举产生。区长在实行民选之前,由县长遴选;村(里)长、副村(里)长由村(里)民大会选出加倍人数,由县长择任。1929年修正后的《县组织法》将村改为乡,将里改为镇。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在《关于下层党部工作决议案》中建议在地方自治之外另行建立保甲组织[2],但为内政部婉拒。其理由是,“敝部前为地方行政统一起见,曾本旧时保甲遗意,于编制县组织法时,详定村里闾邻规则,暗寓保甲之法”,“保甲仅取防卫之意,而于自治事业之全体无关,……村里制于包括保甲事务之外,仍有其他工作,是以今日之村里制,即无异于改进之保甲,而且县组织法颁行已久,村里制正在克期举办之中。此时万难中途变更,惟有取保甲为村里制之总名称,仍促进村里制迅速实施,庶村里进步,而保…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立法的演进及其特质

武乾

  地方自治既是分权的体现,又是民主的基础,因而它也就成为自清末以来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一项不可回避的内容。作为居于中国法制近代化鼎盛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地方自治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制定法规之繁多,动员程度之深,都为清末及北洋政府所不及。本文意在通过整理这一时期的地方自治立法,从而勾勒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立法演进的历史轨迹,并考察其特点。   一、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立法的历史演进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立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1928年——1932年 这一阶段地方地方自治立法的中心法规为《县组织法》。 1928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这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地方自治内容的法律。该法规定,县为国家行政区域,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县政府隶属于省政府,监督县以下各级地方自治事务。县以下分为区、村(里)、闾、邻四级自治组织。凡5户为邻,25户为闾,100户以上之乡村为村,100户以上市镇为里,20村(里)以上为一区。区为最高的自治单位。区、村(里)、闾、邻之议决机关分别为区民大会[1]、村(里)民大会、闾居民会议和邻居民会议,其执行机关则分别为区公所、村(里)公所、闾长和邻长。区长、村(里)长、闾长、邻长及其副职分别由各级议决机关选举产生。区长在实行民选之前,由县长遴选;村(里)长、副村(里)长由村(里)民大会选出加倍人数,由县长择任。区及村(里)两级还分别设有区监察委员会和村(里)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区、村(里)财政,并分别向县长、村(里)民大会纠举区长与村(里)长违法失职等事项。区监察委员会由区民选举(在区长民选实行以前,由村里监察委员会推选,报县长委任)组成,村(里)监察委员会由村(里)民大会选举组成。 该法公布后,尚未施行,同年12月召开的由苏、浙、闽、皖、赣五省及南京、上海两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