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梁

12篇文章

王启梁:回应国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逻辑

王启梁

过去40年来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主线有两条:一是依法行政,即围绕着职权、行为、程序和责任法定化建立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二是以良好治理为导向,旨在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明确政府作用边界的政府改革。第二条主线是方向性的问题,决定着依法行政的走向。从这个角度看,什么是好的政府、什么是善治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懂法治、践行法治的政府,其内涵、核心要求、构成要素始终处于发展、变化和丰富之中。在中国的全面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国家和学界不断深化着对政府职能及其权力运作模式的认识。因此,我们最好是从“过程性”来把握“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其内涵和具体的制度建设、措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论是具体的行政法律的产生还是政府法制、依法行政等的提出,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各种具体措施,都是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具体建设的体现。法治政府说到底是对政府全部行政活动的一种总体要求,核心是以法治的方式确立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运行,其目标应该是充分发挥政府效能。而具体的理论表述、建设方向、建设措施则因时代面临的问题可以是多样化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是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实践的历史结果。因此,如果仅从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出发,并不足以全面和深入理解其为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相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来讲是一个“中观”领域,需要将其放在国家发展的大脉络中来加以观察。从根本上讲,40年来中国开展的持续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心,回应国家重大改革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逻辑。

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昆明“躲猫猫”事件切入

王启梁

[摘要] "躲猫猫"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源于公众的知情权受阻及对法律的不信任。公权力如何恰当地对待民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网络具有脱域性,网络民意因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能在政治或法律事件中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网络时代的民意对法治建设而言有如双刃剑,有利有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法律最需要的品性是人民性和运作的独立性,它们是树立法律权威必不可少的两个支点。民意应当经由合适、有效的途径进入法律实践,否则将损害法律的权威。

王启梁: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与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王启梁

[摘要] 李昌奎案件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其产生的原因却来自于司法系统内部。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却暴露出部分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笔者提出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变革社会,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王启梁:进入隐秘与获得整体: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

王启梁

[摘要] 法律人类学是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反思和创新法律理论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一。此种进路主张在法律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关于秩序融贯性的思考,其贡献主要是提供出一种关于法律和法治的认识论。法律具有“双重建构性”,即法律是建构的结果,同时是一种建构性的工具。法律人类学强调深入观察法律实践,高度警惕法律的建构性可能产生的暗面,在法律实践-法律教义-法律理论-社会实际几者之间获得一种整体性观察和反思性理解,发展出合适的、能够理解中国自身的法律理论,在智识上促进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法律教义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融贯。

王启梁:国家治理中的多元规范:资源与挑战

王启梁

[摘要] 多元规范的格局是国家治理需要面对的社会事实。多元规范作为国家治理的资源,首先基于法律是国家构建超时空秩序的基础性制度资源,是国家用以结构化社会的基本力量。其次,社会性的规范是复杂社会中微观秩序来源的关键性因素,对日常秩序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多元规范对国家治理形成挑战或阻碍则主要是源于两种情形,一是多元规范间的互动产生出冲突等意外后果,导致治理效能受损等难题。二是规范的多元性下降或不足,导致国家面对基层的日常秩序维护和社会问题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治理效能低。国家的规范整合能力直接决定着多元规范是治理的资源还是挑战。当前国家治理中的规范整合面临三个主要任务,即国家正式规范的内部整合、法律与党规党纪的整合、国家对社会性规范的整合,并应注意整合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