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25篇文章

贺雪峰、陈柏峰、吕德文等:乡政不可怠,乡业不能衰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思想情绪得以理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导,社会和谐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探索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方法。乡村治理的规范和完善,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的试点和创新,这是一个开放性探索的过程,当然也需要我们理论界、学界进一步研究。

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社科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这决定了社科法学必须围绕法治实践展开,为理解中国法治实践展开的宏观背景和社会基础服务,这决定了社科法学的实践性品格。社科法学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正确适用,让立法更符合社会实际,让法律实施手段更具有现实性,对不同理论和方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扩展研究法学问题的知识界限和方法论。它力图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现实经验的过程中,成就从中国实践出发的法治和法学理论。

专访陈柏峰教授:让法律秩序可近、可知、可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湖北日报讯》2015年3月9日第10版“理论前沿”, 记者 李思辉       解读专家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意见》提出,法治文化是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精神土壤,要在全省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这种土壤和氛围该怎样培育?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法治建设关系人的观念层次的转变   记者:对湖北而言,扎实推进全民普法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哪里,有何现实指向性? 陈柏峰:法治建设,不仅是体制机制的建设,而且关系到人的观念层次的转变,要逐渐形成与法治要求相符合的观念、意识、思想,使法律的权威真正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对湖北省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法治观念比较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例如,我们的乡村社会存在一些不守法乱象。我曾对江汉平原乡村秩序做过细致研究。一些人讲好勇斗狠,经常突破法律和地方社会规范所划定的界限,与带有自利性的基层部门结合,吞噬、消化了国家向农村输入的大量治理资源,正在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秩序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违法行为,一方面要坚持法治精神,保证法律规则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要深入认识违法行为(特别是一些带有较大普遍性的违法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也不能简单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为理由,强制推行某些合法性存在疑问、较为随意的地方和单位性制度规范。例如,目前城市管理中非常突出的街头摊贩管理问题。虽然流动摊贩经常违反相关规章制度摆摊设点,但城管部门不能采取形式法治的思路机械地执行法律,需要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注意协调和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细致耐心地做好群众工作,否则就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能动司法 记…

地方实践中的党政领导与司法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一直较为突出,可以预见,这种情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社会形势如此,如果放权给法官,让他们不受任何干预的判案,人们是不是真的就会接受?出了问题,最后人们还要找党委负责。司法“一五”改革时,也是说强化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责任,可是后来出了问题,还不是法院兜着要维稳,法院兜不了的,党委能不管吗?以很多法官的现实能力,他根本承担不起责任;要让他终身负责,拿他宁可不要这个权力。

中国乡村江湖中的“混混”群体现状分析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随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混混通过混世而成为富人、企业家。人们越来越发现勤劳致富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可能,他们相信混世的成功,相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与身边那些生动的致富故事相比,“勤俭持家”的人生太无趣了,甚至很多小康生活的人也越来越有失落感。人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如今身边有了很多富人,勤俭持家、努力工作的人也越来越成为穷人。在这种“新穷人社会”中,那些随着年龄增长丧失了暴力能力的混混,不可能再以暴力混世,也不愿意与祖祖辈辈那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他们生性懒惰,没有技能,不愿意努力工作,因此成天在街头游荡,靠打牌、赌博混日子,以家里供给为生活来源。据估计,咸宁城区内可能就有上千这样的“老混混”。这些不愿意成年退出的“老混混”实际上也正是“新穷人时代”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