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25篇文章

陈柏峰:群体性涉法闹访及其法治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在基层法治实践中,一些过去由法院或特定行政机构依法处理的纠纷日渐成为群体性涉法闹访的缘由,党政介入的处理结果表现出反法制性。法律系统的低效、对既有规则的不满、维权能力的不足、闹访的较大收益是当事人诉诸群体性涉法闹访的原因。群体聚集之后的挟尸、打砸等行为看似极端,在闹访的语境中却是理性的,因为这些行为能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促进问题解决。党政系统在日常治理中表现出规则依赖和选择性执法倾向,在处理闹访事件时受制于行政问责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稳定偏好,这给了群体性涉法闹访不断生产的空间。群体性涉法闹访现象带来了维权成本和治理成本同时攀升、灰色暴力蔓延、法治“领地”萎缩等后果。对此,需要反思社会稳定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

陈柏峰:特定职业群体上访的发生机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特定职业群体的上访,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其诉求的合法性比较模糊。在历次改革或政策变动中受到冲击的特定职业群体,在国家向民生政策转型的大背景中,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曾为国家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因此应当得到照顾和补偿。在媒体上权利话语的支持和激励下,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特定职业群体过去处在社区或组织网络之中,有一定的组织性基础,因此容易发动群体性上访。这类上访处理难度大、牵涉关系多、历史包袱重,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层政府只能对上访人进行监控,并对其中的积极分子采取“收买”策略。这导致了一些不良效应,形成了一些不良惯例,诱发上访人提出无理诉求,导致更多人去上访。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特定职业群体及其问题的模糊边界,相关问题的制度化解决非常困难。

陈柏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制度预防及其挑战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诸多旨在“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保障司法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措施,需在现实语境中讨论其可能的实践效果。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目前既有基于人情、关系和金钱的腐败性干预,也有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性干预。“党管政法”的组织构架和法院的“合一制”组织模式,为干预提供了制度性渠道,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形势是导致治理性干预的关键因素。相关制度措施在实践中可能遭遇复杂挑战。因监督困难、社会生态未变、职业伦理不高等原因,司法人员可能仍难拒斥腐败性干预,而禁止治理性干预将遭遇党政与司法的关系、社会治理、法官素养等多重压力。司法制度改革已有了政治性决断,进一步的实施需要细致的研究分析。

刘磊、陈柏峰:农村法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刘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2月1日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今后的农村改革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意见》指出:“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提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如何有效地推进农村法治建设,已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村法治建设面临哪些重要问题?需要以怎样的举措来应对?这些都需要在深入细致把握农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回答。   社会转型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当前农村法治建设发生在两个基本背景之中,第一是农村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第二是农村出现的治理转型。这两个方面的转型,构成了当前农村法治建设基本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而且社会转型的因素更具根本性,影响着治理转型。准确把握这些基本背景,有助于更为务实地探寻农村法治建设的可行路径。 农村发生的社会转型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基础结构等诸多方面。尽管农业仍是农村主要生产内容,但农业的具体生产方式、种植结构与传统农耕时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正在逐渐展开。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益深入,农民的职业选择及生活方式选择日渐丰富多元,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突破村庄的边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进一步导致农民价值观念和社会基础结构层面的变化,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社会关联越发松散、公共权威不断衰弱,以至于出现“结构混乱”的状况,村庄内生力量常常无法有效整合秩序。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的这种社会转型又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首先体现在农村正处于日益分化的过程中,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阶层中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次还体现在区域的差异方面,东中西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的农村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基本处于比较传统的农业文明阶段,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

陈柏峰:城镇规划区的违建执法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能力的视角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既有理论框架难以全面解释违法建设执法的困境。从执法的结构和过程看,国家能力的视角有较强的解释力。违建执法的困境指向了执法领域国家能力的不足,它表现在多个层面:执法机构的“孤岛现象”普遍,不同机构之间难以有效合作;一线执法人员的素养欠缺,且其工作难以被执法机构有效考核;执法人员在进入社区空间、处理执法事务时受阻严重。由于国家能力的不足,执法人员常常接受执法对象的讨价还价,违建执法表现出“日常惰性—专项治理”的循环结构,强力执法与违法不究处于共生状态。这种状况既是国家能力不足的结果,也表明了国家能力不足的现状。改善社会治理,需要在执法领域强化国家能力,这需要从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等多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