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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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刘磊:基层执法的“双轨制”模式——以计划生育执法为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基层执法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计划生育执法能体现基层执法的一般模式与实践机制。计划生育执法在之前的连带责任模式衰落后,逐渐走向了“双轨制”模式:强调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与强调执行实效的治理轨道并行。在法治轨道上,执法队伍建设正规化,执法权行使规范化,执法过程程序化,强调依法行政、尊重人权,但执法任务难以有效完成。治理轨道成为应对困境的重要选择,它通过压力型体制实现体制内动员,通过半正式行政实现权力的末梢延伸,体现基层治理的综合性,对法治轨道构成有效补充。执法“双轨制”模式是治理转型的产物,既顺应了依法行政、尊重人权的现代法治潮流,也可以提高执法实效,回应基层法治的非规范性、综合性和延伸性,因此可能会存续较长时间。

陈柏峰:基层治理危机再认识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在10月刊“基层治理的危机”中(《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基层治理相关问题。其中三位作者(张静、刘磊、焦长权)直接指向当前中国基层的治理危机,并从不同角度理解、解释目前所存在的治理危机,他们从不同侧面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问题和表现形式。 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国家政权就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是税收和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又依赖于税收,因此收税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正是收税导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在税收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收税人对民间的压榨也越多,而多收取的税费被收税人的中饱私囊所抵消。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城市的单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统购统销制度、计划经济模式等,目标之一就是在克服政权内卷化的基础上进行国家政权建设。 通过建立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等,国家政权与农民、市民的关系,就变成了集体、单位内部的管理关系。这看起来是一种间接治理模式,政权机构很少再直接与农民、市民打交道,而通过集体、单位来打交道;换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治理模式,集体、单位这种熟人生活可及的组织,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替身。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支持,还需要意识形态的维系,“积极分子——一般群众——落后分子”的话语是用来约束群众的意识形态话语,先锋队、牺牲精神等话语则是约束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制度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下,国家政权、干部、群众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这是一种观念上义务先行、权利与义务深度交换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后,集体制度和单位制度开始瓦解,是1980年代的农村集体制度瓦解,然后是1990年代的城市企业单位制度瓦解,至今除了在极少数领域外,集体和单位制度的影响和原有功能大多已经消失。农民、市民都被预设为无差别的公民,需要直…

陈柏峰: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需要对其承担的实际功能有全面认知和有效替代,目前几种典型认识都未能如此。信访制度始终存在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两种取向,目前社会治理取向凸显,它体现为三大功能: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功能、法律和政策协商功能、社会剩余事务兜底功能。在纠纷解决方面,信访制度解决了不少不适法的纠纷;在法律和政策协商方面,信访制度容纳了不少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类型化诉求,在模糊地带促进了规则的形成和优化。在社会剩余事务方面,信访制度的兜底容纳和综合处理,疏导了社会情绪,缓解了科层体系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信访制度法治化,主要是民众信访行为和信访工作机制的法治化,其改革应当适度区隔法治工作与群众工作双重属性,并从一些具体方面着力。

陈柏峰、刘杨: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的实践及解释——以滇中S镇为例

刘杨

[摘要] 以国家能力为分析视角,以滇中S镇的经验为例,考察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的相关实践,并对其机制和困境进行解释。在当前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的良好贯彻过程中,兼具行政性和半行政性的基层政策执行组织体系的建立与运转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这体现了国家能力的发展。但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仍然存在的实践困境,则体现了当前国家能力的限度和缺陷。国家能力的发展,离不开规范体系的建立和推行,也离不开基层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建设和有效运转。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在国家能力发展走向多元、深入社会的进程中,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运转是一个更为切实和紧迫的问题。特别在我国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情况下,要想在基层社会贯彻落实相关法律规范(包括公共政策),就必须着力完善基层政策执行组织体系的构成与实践。

陈柏峰:信访机制的异化与基层治理的转型 ——从武汉山乡个案展开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在武汉山乡的征地拆迁个案中,上访人经历了从协商型上访、维权型上访到谋利型上访的尴尬过程,这意味着信访机制的异化。从基层信访治理实践来看,资源媒介型治理模式是信访机制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源总量大幅增加的条件下,基层政府通过利益诱导来对上访进行直接治理,或者通过资源配置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实现对上访的间接治理。资源媒介型治理模式是思想教育型治理模式的替代。市场经济条件和基层政府的自利性,使得以说服、教育、调解为主,强制、惩罚为辅的思想教育型治理正在丧失正当性。资源媒介型治理不是权力的合法运用,因此信访治理转型任重道远。需要确立正当利益原则,对民众和基层政府的利益诉求以正当利益为标准,并通过财政预算制度来确保基层政府遵守正当利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