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25篇文章

人类学的海外视野与中国关怀 ——简评王铭铭《没有后门的教室》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在学习过程中,我从人类学学科中受益非常多,而我却对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和旨趣颇为不满。我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批评过人类学,这曾引起一些人类学学者的不快。在我看来,人类学致命的弱点在于整体上缺乏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很多人类学学者似乎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满足于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极力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在阅读费孝通的作品时,我曾为其中的深厚感情和宏大追求感到震撼,而尽管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类学作品叙述非常精致,却很难让人再有那种感受。王铭铭是个例外,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演讲集《没有后门的教室》,也许是文体更加自由,作者的想法更容易表达得随意而尽致的缘故,这本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许多人类学作品相比,它确实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西平原的乡村茶馆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早就看到不少汉学家在著作中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次和吕德文一起去都江堰,深刻地知道此话不假。 在了解川西的茶馆之前,我就对传统英国乡村的小酒馆有所了解。那是混乱的象征,让人头疼。16世纪时由于英国酿酒业的发达,在英国各地城乡都开设有小酒馆供人们娱乐消遣。但就是这些小酒馆被认为是地方罪恶的温床。为了规制这些小酒馆,英国法律规定业主必须取得官方发给的执照方可营业。在营业时还要遵守各种规定,比如晚上9点以前要关门,在圣日要停止营业,不能留宿流民等。在英国上层人士眼里,酗酒是大多数罪恶产生的根源,乌烟瘴气的小酒馆用酒来招待客人从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它诱使了许多年轻人变得懒惰、无理。这些酒馆常常“彻夜不眠,引得许多仆人不做工”到那里消遣。在小酒馆里,穷人会赌博,会将他们挣得的不多的钱全部输光,有时还会打架斗殴;小偷也常在小酒馆出没,趁人喝酒不备时偷走他们的财物,或者还会在那里将偷来的物品转手;妓女也会光顾这里拉揽顾客。 近代四川的茶馆也曾被认为鼓励是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的地方,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该说,这个因素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即便是在我们调查的并不算很繁华的集镇上,茶馆里不但有小偷,而且有卖淫现象。去那些提供卖淫的茶馆被称为“喝花茶”。而且,即便是在小集市的茶馆,常常会有“烂脓”、“烂杆子”(乡村混混)去捣乱,白喝白要,收保护费,寻衅滋事。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茶馆有着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便是在成都这样的大都市中,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过去,茶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都习惯于把茶馆看作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实际上茶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的乡村,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像川西的农民那样更多地依靠茶馆。 初到川西,就听人说…

在新农村建设中延续村庄集体主义传统 ——赣南版石镇调查之二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阎云翔在对下岬村农民私人生活的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在不断增长,但让人感到遗憾甚至痛心的是,这种权利观念的增长只是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人们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利,却无视对他人和公众的义务,从而最终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尽管我对阎云翔的研究有所批评,但应当承认,他确实洞察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某种发展动向,而这种动向在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构成了乡村治理无法回避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我在赣南的版石镇调查中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 ——赣南版石镇调查之一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囿于从制度实践上理解村民自治问题,将村民自治理解成相关制度在村庄的实践,而忽略了村庄本身对自治的需求。这种理解很容易就将村民自治制度形式化、程序化,将村民自治仅仅理解成选举,理解成理解成一个法律程序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选举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和制度甚至连选举的细节都予以规定。这些不能不说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误解。如果我们从乡村治理上来理解,村民自治就应当是因地制宜的,中国农村在空间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结构都不一样,因此只能实行自治,强求一致势必产生不良后果。所谓“自治”,就是要让每个村庄的村民自己决定管理本村的方式,至于具体形式,应当给他们留下足够的空间。今年8月,我们一行赴赣南版石镇调查,更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 ——从佘祥林冤案切入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一  问题与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问题分析的主流话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多年前,虽然也存在可以构成社会热点的社会事件,但是由于当时的传媒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还比较封闭保守,社会中很少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偶尔有也因为常常被当作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被处理,或者由于事件细节难为人知而无法引起有效的讨论。特别是司法事件,在强烈的政法传统和政法话语中,不可能被人们当作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而当时职业法律人的近乎不存在、法学教育的政治化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广泛的强有力的法律话语体系,尤其是法律技术上的话语体系。当时的法学话语基本停留在书本上,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最多也是一种政法话语或道德话语。[1]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法治实践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外法律理论的引介,西方法律理念日益被中国法律人接受,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也被立法吸纳,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都有长足的发展,法律职业也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法学理论的话语已经从书本走向了社会实践,并日益弥散,构成了当代热点社会问题公共话语的一部分,甚至最庞大最有力量的一部分。这种话语常常构成了对社会实践的制约,不管这种制约是基于实践策略的考量,还是基于对所谓“真理”的认同。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近年来发生的系列社会事件中。 今天,我们应当在经验上考察社会问题,结合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来分析社会事件,而不是陷入抽象的大词和脱离语境的无休止争论中。要勾勒当前中国法学的轮廓,辨识其知识谱系和话语基础,就必须在法律话语和实践的互动中考察“行动中的法”,必须从法律人和大众媒体对特定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话语中考察其运用的法学知识,辨析其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借助一个具体的法律事件——佘祥林冤案和围绕这一事件的法律话语与法律实践,本文试图梳理知识分子和法学学者在思考和分析这一具体法律事件时的逻辑及其背后的法学理论,以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