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25篇文章

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微观过程与理论创造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法律经验研究的微观过程与理论创造 陈柏峰* 摘要:法律经验研究包括经验材料储备、田野的学术发现、理论构思、物化等不同阶段,其目标是理论创造。经验材料储备是研究的起点,田野调研则是获得经验材料的最优方式。学术发现是从经验现象中看到新特征、新成分、新关联的过程,是既有理论视野的“意外”,是迈向理论创造的必由之路。理论积累和经验质感训练可以强化学术发现的能力。在前述基础上,下一步是通过理论构思得出恰当的理论命题,安排理论命题的表达形式,包括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理论构思的重点是经验呈现和理论概括,经验呈现追求内蕴的真实性,理论概括着眼于经验的代表性特征。理论构思沿着“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路线进行。理论构思最终经过物化过程被落实为物质性文本。在物化过程中,语词提炼和文本推敲尤为重要。在法律经验研究过程中,存在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包括直觉与灵感、沉思与讨论、回忆与联想、理智与情感等等。对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旨在追问知识、经验、理论从田野生产出来的过程和机制。 关键词:法律经验研究;经验现象;理论;法理   2017年,张文显教授提出法理学研究应把“法理”作为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与法理学共同关注“法理”问题,并预测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时代,“法治中国”必将呈现出“法理中国”的鲜明品质。[1]法理,是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根本性、普遍性原理;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现象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现象。因此,对法理的提炼与推导,需要以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为基础,法律经验研究从而是提炼法理的一种重要方法。[2]法律经验研究需要研究者对通过经验感知到的法律现象进行机制分析,从经验层面洞悉法律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它要求先正确解读法律现象,再着力解释法律现象。法律经验研究需要在宏观理论前提下,从经验进路展开解释,辨析因果关系,探究因果关系链条。[3]它是从发现社会…

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透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由政府包揽,民众也适应这种方式,从而导致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维突出、民主观念和社会协同观念缺乏。直至今日,陈旧观念还有广泛影响。 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秩序稳定有序;社会关系和谐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会规范与法律协调互补。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这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服务制度完备。这意味着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各项法律服务都有充分的…

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法治社会”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它指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各有独立范畴,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一体两翼”。国家动员能力、既有法律体系、社会治理基础、社会矛盾态势等具体背景,对法治社会建设构成引导或制约。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基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应当直面基层特质的制约,着眼基层社会的主要事务,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同时,还应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陈柏峰: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政治意义和理论内涵的阐释,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央将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命题提出,其建设方向是明确的,方案也是具体的。对“法治社会”内涵的理解,可以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治命题中汲取资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法治国家建设立足于构建和完善国家权力的基本构造,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于政府权力的具体运行,法治社会建设主要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维护传媒功能发挥的良好秩序等。法治社会建设也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追求,包括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等。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同主体应当承担不同的功能,应当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主体的力量。

陈柏峰、李梦侠:转型社区的自组织及其法治化保障 ——基于重庆市L社区的个案分析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本文立足于个案经验,在自组织网络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的转型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区自组织模式能够通过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关系的方式来回应挑战。培育新组织、党组织领导、能人参与和政府介入组成了转型社区的自组织网络;契约机制、情面机制、互惠机制和行政包干机制则保障了转型社区的自组织运行。然而,法治化不足限制了自组织机制的发挥,通过强化社区自治职能、提升群众参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有助于完善转型社区的自组织机制。通过个案,本文对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的中国适用性进行了探讨,认为“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重视地方政府的治权建设、重视基层社区的基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