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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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透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由政府包揽,民众也适应这种方式,从而导致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维突出、民主观念和社会协同观念缺乏。直至今日,陈旧观念还有广泛影响。 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秩序稳定有序;社会关系和谐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会规范与法律协调互补。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这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服务制度完备。这意味着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各项法律服务都有充分的…

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法治社会”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它指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各有独立范畴,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一体两翼”。国家动员能力、既有法律体系、社会治理基础、社会矛盾态势等具体背景,对法治社会建设构成引导或制约。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基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应当直面基层特质的制约,着眼基层社会的主要事务,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同时,还应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陈柏峰: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政治意义和理论内涵的阐释,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央将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命题提出,其建设方向是明确的,方案也是具体的。对“法治社会”内涵的理解,可以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治命题中汲取资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法治国家建设立足于构建和完善国家权力的基本构造,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于政府权力的具体运行,法治社会建设主要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任务: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维护传媒功能发挥的良好秩序等。法治社会建设也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追求,包括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等。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同主体应当承担不同的功能,应当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主体的力量。

陈柏峰、李梦侠:转型社区的自组织及其法治化保障 ——基于重庆市L社区的个案分析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本文立足于个案经验,在自组织网络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的转型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区自组织模式能够通过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关系的方式来回应挑战。培育新组织、党组织领导、能人参与和政府介入组成了转型社区的自组织网络;契约机制、情面机制、互惠机制和行政包干机制则保障了转型社区的自组织运行。然而,法治化不足限制了自组织机制的发挥,通过强化社区自治职能、提升群众参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有助于完善转型社区的自组织机制。通过个案,本文对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的中国适用性进行了探讨,认为“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重视地方政府的治权建设、重视基层社区的基础结构。

陈柏峰: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在高层次人才签约聘任仪式暨新教工入职典礼上的演讲 陈柏峰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 大家节日好! 能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作为高层次人才代表发言,我倍感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谢学校多年的培养,感谢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诸位恩师,感谢同事们和领导们,也感谢我的学生们!去年今日,我在这里受聘青年长江学者,当时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今天,我想沿着之前的主题,谈谈“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点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任务和使命。 作为时代任务的承担者,我们是十分幸运、无比光荣的。这样的时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学者都有,更不是每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只有身处大国,才有可能承担如此伟大使命。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会科学战略空间,有庞大的学者群体,有丰富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学术问题意识,可以自主设置研究议题,可以建构有独立性的学术场域,建立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社会科学。小国由于缺乏战略空间,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从业者,很难建立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摆脱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难想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建立规模化、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它有社会科学研究,但其实质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还在于,其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是小国所不能忽视的。大国的社会科学是小国所无法逾越的,它构成了对小国的制约,是小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小国往往只有通过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