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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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在高层次人才签约聘任仪式暨新教工入职典礼上的演讲 陈柏峰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 大家节日好! 能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作为高层次人才代表发言,我倍感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谢学校多年的培养,感谢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诸位恩师,感谢同事们和领导们,也感谢我的学生们!去年今日,我在这里受聘青年长江学者,当时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今天,我想沿着之前的主题,谈谈“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点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任务和使命。 作为时代任务的承担者,我们是十分幸运、无比光荣的。这样的时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学者都有,更不是每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只有身处大国,才有可能承担如此伟大使命。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会科学战略空间,有庞大的学者群体,有丰富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学术问题意识,可以自主设置研究议题,可以建构有独立性的学术场域,建立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社会科学。小国由于缺乏战略空间,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从业者,很难建立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摆脱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难想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建立规模化、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它有社会科学研究,但其实质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还在于,其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是小国所不能忽视的。大国的社会科学是小国所无法逾越的,它构成了对小国的制约,是小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小国往往只有通过大国…

陈柏峰:乡村江湖、基层政权与“扫黑除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一、乡村“混混”及其江湖的组织结构 “扫黑除恶”是近期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1]这本书是我2008年的博士论文,到今年正好十年。在这本书中,我主要研究了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农村的“混混”群体。现在,我对混混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乡村混混到底是什么?我采取的是普通人的看法,指那些在普通人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牟取利益,对人们构成心理强制,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乡村混混组成的圈子被我称为“乡村江湖”。[2]在熟悉的环境中,老百姓会有他的看法,他可能会认为你这个人就是个混混,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可能觉得你做事情不是一个比较正统的渠道里的事。他们一般认为混混,多少依靠暴力,或是以暴力为后盾,或是以暴力为威慑。 社会上很多事情不是依靠合法的程序就能做得好的,因此混混有其存在的空间。即便在武汉、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边上以前是农村,后来发展成开发区,我们那里第一家比较好的酒店就是当时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家开的,别人开不了。因为开酒店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和很多方面打交道,比如要和消防、税务、食品安全等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有“合法加害能力”[3]。如果消防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到你这来检查,你就没办法正常经营,不用说你完全不符合要求。况且,我们中国的很多建筑本身是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因此消防部门要整你是分分钟的事情。即便你完全符合要求,他每天来检查都是合法的,那你生意都没法做。除此之外,面对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你也得有办法对付他们,如果对付不了他们问题会有很多。你开个酒店,如果有人来吃饭,不付钱怎么办?不付钱的人就是当地的痞子,这种情况在过去很常见,现在少一些但也还有。我有一些小学同学,就在县城的KTV当保安,KTV…

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法律实证研究受到共产党的调研传统影响,以描述法律实践状况、提供立法和政策参考为依归。后来的研究受法制现代化思潮影响,以农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为研究内容,有较强的价值预设,因问题意识外在于实践而未形成学术传统。苏力的研究着眼微观场景反思法制现代化范式,诉诸事理阐释法理,从理论关切回应现实,在学界掀起了一股浪潮,但因实践取向不彻底而未形成可传承的学术传统。目前,法律实证研究在回应法治实践需求中繁荣发展,问题意识更加广泛,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运用更加丰富。同时,也出现了分化,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平衡,呈现出“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经验研究”的分野。在繁荣与分化的背后,法律实证研究面临总体性挑战,缺乏宏大集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因此,需要开拓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强化面向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开展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陈柏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现状与未来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定位村社集体制度,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需要经由现状思考未来。当代中国村社集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村社集体的有效运转有其深厚的制度基础,包括正式的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土地调整制度和村社集体建设诸制度。总体而言,村社集体至今在农民生产方面和生活方面仍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未来村社集体需要维系其基本格局,但也会伴随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城市近郊村庄集体可能虚化甚至消失,农业生产的村社集体还需进一步强化,强大的村社集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在这类农村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陈柏峰:“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 ——评陈心想著作《走出乡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世纪之交前后,中国乡村发生了一场巨变,《走出乡土》就是返乡的海外游子陈心想表达对此感受的著作。它以《乡土中国》为参照,塑造了一系列丰富的二元对立和参照维度。这种描述“后乡土中国”的方式,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捷径。然而,《乡土中国》更多是儒家秩序建构的经验化表达,沿其体系可以多大程度上刻画“后乡土中国”多层次、多面向的变迁现实,是存在疑问的。全面理解社会变迁,注定需要更多的视角,区域差异、农民价值、政策执行等都不可或缺。讨论“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需要走出《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