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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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 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与西方国家的执法属于法治系统内部事务不同,中国的基层执法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的轴心是党的领导,组织领导贯穿于条块结构,政治领导内含于其中,思想领导则落实为政治伦理。党政体制通过条条、块块、政治伦理三个维度塑造基层执法,呈现出条条推进执法、块块协同治理、政治伦理嵌入三种机制。“条条”以执法专项行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考核为内容,通过指标化—竞争性的激励手段,形成了执法推进机制。“块块”以严重问题的专项整治为内容,通过建构“中心工作”的形式,凭借体制压力启动治理协同机制。“执法为民”话语强调执法的群众工作属性,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嵌入机制,它可以将条块结构中的权责不对等正当化,为基层执法提供政治合法性。党政体制塑造的基层执法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实践特征。

陈柏峰:乡镇执法权的配置:现状与改革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提高基层执法成效的关键之一是科学合理地配置乡镇执法权,这需要从实践中理解乡镇执法权运行的问题,汲取执法改革实验的经验和教训。当前,乡镇执法权的配置呈现出纵向“重心过高”,横向“分布过散”的特征,这导致乡镇执法权在运行中出现渗透力不强、综合性不足、乡镇政府“权小责大”等问题。为了应对乡镇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各地纷纷开展执法体制改革实验,其中既有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又有不容忽视的不足。立足于执法实践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乡镇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合理“下放”执法权,强化综合执法部门的内部管理,适当减轻乡镇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陈柏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挑战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取消农业税对基层组织行为模式和功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组织因收取税费而与千家万户的小农几乎无遗漏地联系在一起;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出现“悬浮”,对农民的偏好和需求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时代,群众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重权利、讲利益,而不重义务、不讲责任,乡村组织对此缺乏合法的制衡能力。面对新的工作任务,基层组织逐渐发展出网格化的技术治理模式,它以技术平台为支撑,以信息收集为基础,密切关注重点问题、重点隐患和重点人员。这种模式虽然有效,但与法治社会有紧张之处。从长远来看,应当建立均衡的权利和责任体系,帮助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实现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平衡。

陈柏峰:“双一流”大学没有“废物” ——2021年法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在线的校友们、家长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祝贺同学们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基于各位梦想的实现,法学院今年迎来一个突破——本科录取调剂率为0%,第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2.6%。至于研究生第一志愿录取率,法学院向来是100%。这既源于大家的选择,也是过去几年法学一流学科建设成就的社会效应,更是几十年来中南大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积累。 今天,我第一次以院长身份面对同学们——几周前还是老院长徐涤宇教授带队迎接你们进入校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跟大家讲点什么呢?就谈谈进入校园之后的适应吧!校园适应既是同学们立即面临的问题,也是贯穿整个大学时代、伴随各位成长的重要议题。 刚才赠送给大家的书《寒门子弟上大学》,就关涉这个议题。这本书研究了美国精英大学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群体,有中产以上的高富帅、白富美,也有挨饿受冻、畏首畏尾的寒门子弟。寒门子弟分为两类。一类是“寒门幸运儿”,他们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了昂贵的私立高中,提前接触到精英的校园环境,积累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另一类是“双重贫困生”——既是经济上的穷人,也是文化适应上的低能者,他们通过奋斗成为精英大学的宠儿,但是缺乏适应精英环境的能力,在校园到处碰壁,成长不顺,严重的甚至遭遇心理健康挑战。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田雷教授翻译的,八月份甫一出版就邮寄给我。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触动,不自觉闪回自己的大学生涯。现在,经我建议,法学院把这本书赠送给大家。书中触及美国的校园适应议题,用的是阶层和社会平等视角。平等是中国法律和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而不平等具有广泛性。 田雷与我是同一级的大学生,我们被誉为“跨世纪的一代”。1998年,17岁的田雷从家乡江苏沛县出发,到四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大学。来自县城的他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不会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会各种乐器?为什么上海来的同学目标是出国留学,而我却想着回老家做…

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微观过程与理论创造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法律经验研究的微观过程与理论创造 陈柏峰* 摘要:法律经验研究包括经验材料储备、田野的学术发现、理论构思、物化等不同阶段,其目标是理论创造。经验材料储备是研究的起点,田野调研则是获得经验材料的最优方式。学术发现是从经验现象中看到新特征、新成分、新关联的过程,是既有理论视野的“意外”,是迈向理论创造的必由之路。理论积累和经验质感训练可以强化学术发现的能力。在前述基础上,下一步是通过理论构思得出恰当的理论命题,安排理论命题的表达形式,包括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理论构思的重点是经验呈现和理论概括,经验呈现追求内蕴的真实性,理论概括着眼于经验的代表性特征。理论构思沿着“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路线进行。理论构思最终经过物化过程被落实为物质性文本。在物化过程中,语词提炼和文本推敲尤为重要。在法律经验研究过程中,存在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包括直觉与灵感、沉思与讨论、回忆与联想、理智与情感等等。对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旨在追问知识、经验、理论从田野生产出来的过程和机制。 关键词:法律经验研究;经验现象;理论;法理   2017年,张文显教授提出法理学研究应把“法理”作为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与法理学共同关注“法理”问题,并预测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时代,“法治中国”必将呈现出“法理中国”的鲜明品质。[1]法理,是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根本性、普遍性原理;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现象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现象。因此,对法理的提炼与推导,需要以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为基础,法律经验研究从而是提炼法理的一种重要方法。[2]法律经验研究需要研究者对通过经验感知到的法律现象进行机制分析,从经验层面洞悉法律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它要求先正确解读法律现象,再着力解释法律现象。法律经验研究需要在宏观理论前提下,从经验进路展开解释,辨析因果关系,探究因果关系链条。[3]它是从发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