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25篇文章

陈柏峰 | 送法下乡与现代国家建构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送法下乡》的理论视角是“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角至今仍可被用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法治发展。“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 中国”发生变迁,村庄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迎法下乡”需求凸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令人瞩目的成就,使“迎法下乡”在物质层面成为可能。“建设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等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维度的重要工作持续推进,则为民众知法用法提供了巨大便利。此外,关涉基层的法治规划、立法与法律实施,也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成就斐然。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我国优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上。

陈柏峰 : 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与西方国家的执法属于法治系统内部事务不同,中国的基层执法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的轴心是党的领导,组织领导贯穿于条块结构,政治领导内含于其中,思想领导则落实为政治伦理。党政体制通过条条、块块、政治伦理三个维度塑造基层执法,呈现出条条推进执法、块块协同治理、政治伦理嵌入三种机制。“条条”以执法专项行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考核为内容,通过指标化—竞争性的激励手段,形成了执法推进机制。“块块”以严重问题的专项整治为内容,通过建构“中心工作”的形式,凭借体制压力启动治理协同机制。“执法为民”话语强调执法的群众工作属性,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嵌入机制,它可以将条块结构中的权责不对等正当化,为基层执法提供政治合法性。党政体制塑造的基层执法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实践特征。

陈柏峰:乡镇执法权的配置:现状与改革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提高基层执法成效的关键之一是科学合理地配置乡镇执法权,这需要从实践中理解乡镇执法权运行的问题,汲取执法改革实验的经验和教训。当前,乡镇执法权的配置呈现出纵向“重心过高”,横向“分布过散”的特征,这导致乡镇执法权在运行中出现渗透力不强、综合性不足、乡镇政府“权小责大”等问题。为了应对乡镇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各地纷纷开展执法体制改革实验,其中既有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又有不容忽视的不足。立足于执法实践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乡镇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合理“下放”执法权,强化综合执法部门的内部管理,适当减轻乡镇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陈柏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挑战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取消农业税对基层组织行为模式和功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组织因收取税费而与千家万户的小农几乎无遗漏地联系在一起;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出现“悬浮”,对农民的偏好和需求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时代,群众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重权利、讲利益,而不重义务、不讲责任,乡村组织对此缺乏合法的制衡能力。面对新的工作任务,基层组织逐渐发展出网格化的技术治理模式,它以技术平台为支撑,以信息收集为基础,密切关注重点问题、重点隐患和重点人员。这种模式虽然有效,但与法治社会有紧张之处。从长远来看,应当建立均衡的权利和责任体系,帮助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实现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平衡。

陈柏峰:“双一流”大学没有“废物” ——2021年法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在线的校友们、家长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祝贺同学们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基于各位梦想的实现,法学院今年迎来一个突破——本科录取调剂率为0%,第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2.6%。至于研究生第一志愿录取率,法学院向来是100%。这既源于大家的选择,也是过去几年法学一流学科建设成就的社会效应,更是几十年来中南大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积累。 今天,我第一次以院长身份面对同学们——几周前还是老院长徐涤宇教授带队迎接你们进入校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跟大家讲点什么呢?就谈谈进入校园之后的适应吧!校园适应既是同学们立即面临的问题,也是贯穿整个大学时代、伴随各位成长的重要议题。 刚才赠送给大家的书《寒门子弟上大学》,就关涉这个议题。这本书研究了美国精英大学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群体,有中产以上的高富帅、白富美,也有挨饿受冻、畏首畏尾的寒门子弟。寒门子弟分为两类。一类是“寒门幸运儿”,他们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了昂贵的私立高中,提前接触到精英的校园环境,积累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另一类是“双重贫困生”——既是经济上的穷人,也是文化适应上的低能者,他们通过奋斗成为精英大学的宠儿,但是缺乏适应精英环境的能力,在校园到处碰壁,成长不顺,严重的甚至遭遇心理健康挑战。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田雷教授翻译的,八月份甫一出版就邮寄给我。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触动,不自觉闪回自己的大学生涯。现在,经我建议,法学院把这本书赠送给大家。书中触及美国的校园适应议题,用的是阶层和社会平等视角。平等是中国法律和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而不平等具有广泛性。 田雷与我是同一级的大学生,我们被誉为“跨世纪的一代”。1998年,17岁的田雷从家乡江苏沛县出发,到四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大学。来自县城的他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不会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会各种乐器?为什么上海来的同学目标是出国留学,而我却想着回老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