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CSSCI收录6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联系方式:chbfeng@163.com,13871297164。

108篇文章

陈柏峰: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传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资产阶级在成功挑战封建王权之后,才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传媒才摆脱直接政治控制。而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媒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实。当前中国传媒在“党的喉舌”之外,生发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性。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活跃其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通过舆论议程设置,引导人们关注特定公共事件,将政治意图和政治诉求嵌入具体治理性问题中。目前的传媒规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将传媒政治性纳入法律规制。应当保障传媒权利,并为其行使设置底线,保障公众的表达权利和被听到的权利,同时改进管理模式,发挥国有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建设传媒行业伦理。

陈柏峰:当代中国传媒的商业性和利益场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传媒常常被预设为天然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公共性,而事实上,商业性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基本特性。传媒是新闻的提供者,通过新闻吸引公众注意力,进而将公众注意力出卖给广告商来谋取利润。逐利的商业性本质,常将传媒带入尴尬境地,甚至引入歧途。目前中国,传媒商业性渗透于传媒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绩效考评制度中,记者日渐成为新闻生产链条上的螺丝钉,新闻生产服务于企业利润和记者私利。传媒商业性还迅速扩展到互联网中,技术平台成为传媒企业谋利的工具,广告形态的变化使其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平台谋利。对利润和利益的追求,缺乏行业和职业伦理的约束。需要对此有所反思。伴随着新闻专业主义口号的传媒市场化改革,使传媒摆脱了政府的直接管制,但这只是资本和利益的独立,而非传媒行业的真正独立。

陈柏峰:事理、法理与社科法学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曾给法学界带来一股清风,其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的法学作品颇为不同,它着眼于"从事理讲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讲法理。从事理出发,走向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研究。这种研究诉诸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而背后有理论视角,需要理论资源储备,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它最终会走向社科法学。社科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重建中国法理学,在一般性法律现象、法律关系之外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问题,在经验基础上阐释中国法治实践。

陈柏峰、刘磊:基层执法的“双轨制”模式——以计划生育执法为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基层执法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计划生育执法能体现基层执法的一般模式与实践机制。计划生育执法在之前的连带责任模式衰落后,逐渐走向了“双轨制”模式:强调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与强调执行实效的治理轨道并行。在法治轨道上,执法队伍建设正规化,执法权行使规范化,执法过程程序化,强调依法行政、尊重人权,但执法任务难以有效完成。治理轨道成为应对困境的重要选择,它通过压力型体制实现体制内动员,通过半正式行政实现权力的末梢延伸,体现基层治理的综合性,对法治轨道构成有效补充。执法“双轨制”模式是治理转型的产物,既顺应了依法行政、尊重人权的现代法治潮流,也可以提高执法实效,回应基层法治的非规范性、综合性和延伸性,因此可能会存续较长时间。

陈柏峰:基层治理危机再认识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在10月刊“基层治理的危机”中(《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基层治理相关问题。其中三位作者(张静、刘磊、焦长权)直接指向当前中国基层的治理危机,并从不同角度理解、解释目前所存在的治理危机,他们从不同侧面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问题和表现形式。 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国家政权就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是税收和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又依赖于税收,因此收税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正是收税导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在税收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收税人对民间的压榨也越多,而多收取的税费被收税人的中饱私囊所抵消。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城市的单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统购统销制度、计划经济模式等,目标之一就是在克服政权内卷化的基础上进行国家政权建设。 通过建立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等,国家政权与农民、市民的关系,就变成了集体、单位内部的管理关系。这看起来是一种间接治理模式,政权机构很少再直接与农民、市民打交道,而通过集体、单位来打交道;换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治理模式,集体、单位这种熟人生活可及的组织,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替身。集体制度、单位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支持,还需要意识形态的维系,“积极分子——一般群众——落后分子”的话语是用来约束群众的意识形态话语,先锋队、牺牲精神等话语则是约束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制度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下,国家政权、干部、群众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这是一种观念上义务先行、权利与义务深度交换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后,集体制度和单位制度开始瓦解,是1980年代的农村集体制度瓦解,然后是1990年代的城市企业单位制度瓦解,至今除了在极少数领域外,集体和单位制度的影响和原有功能大多已经消失。农民、市民都被预设为无差别的公民,需要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