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CSSCI收录8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113篇文章

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法律实证研究受到共产党的调研传统影响,以描述法律实践状况、提供立法和政策参考为依归。后来的研究受法制现代化思潮影响,以农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为研究内容,有较强的价值预设,因问题意识外在于实践而未形成学术传统。苏力的研究着眼微观场景反思法制现代化范式,诉诸事理阐释法理,从理论关切回应现实,在学界掀起了一股浪潮,但因实践取向不彻底而未形成可传承的学术传统。目前,法律实证研究在回应法治实践需求中繁荣发展,问题意识更加广泛,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运用更加丰富。同时,也出现了分化,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平衡,呈现出“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经验研究”的分野。在繁荣与分化的背后,法律实证研究面临总体性挑战,缺乏宏大集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因此,需要开拓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强化面向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开展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陈柏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现状与未来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定位村社集体制度,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需要经由现状思考未来。当代中国村社集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村社集体的有效运转有其深厚的制度基础,包括正式的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土地调整制度和村社集体建设诸制度。总体而言,村社集体至今在农民生产方面和生活方面仍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未来村社集体需要维系其基本格局,但也会伴随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城市近郊村庄集体可能虚化甚至消失,农业生产的村社集体还需进一步强化,强大的村社集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在这类农村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陈柏峰:“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 ——评陈心想著作《走出乡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世纪之交前后,中国乡村发生了一场巨变,《走出乡土》就是返乡的海外游子陈心想表达对此感受的著作。它以《乡土中国》为参照,塑造了一系列丰富的二元对立和参照维度。这种描述“后乡土中国”的方式,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捷径。然而,《乡土中国》更多是儒家秩序建构的经验化表达,沿其体系可以多大程度上刻画“后乡土中国”多层次、多面向的变迁现实,是存在疑问的。全面理解社会变迁,注定需要更多的视角,区域差异、农民价值、政策执行等都不可或缺。讨论“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需要走出《乡土中国》。

刘思达、侯猛、陈柏峰:社科法学的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

刘思达

侯猛: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对话人为刘思达,[1]我和陈柏峰是与谈人。题目里面的“国际与本土”有两重含义。从教育背景上看,刘思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海龟;我和柏峰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土鳖。从研究经历来说,虽然强调国际眼光,但不论柏峰还是思达都是做中国的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经验。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英文是Law and Social Sciences,指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广义的社科法学包括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以及晚近发展的法律与认知科学。中国当代社科法学的发展,大致是从法律社会学领域逐渐拓展出来的,因此,我们也会将社科法学称为广义的法律社会学。我们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因此,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法律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展开,同时也会讨论与其他跨学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经济学——的区别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 一、学术经历与转向 侯猛:我先从思达本人的经历谈起。思达是北大法学院98级的本科生。这一届学生中除了思达在从事学术研究外,还有章永乐。有意思的是,两位去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不是法学的。章永乐在UCLA读的是政治学,现在回到北大法学院任教。而思达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社会学。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当初会选择读非法学专业的博士,在接受学术训练后却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研究。类似的,历史上有很多知名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当初也都是离开了法学院,但最后又回到学术研究中,用另一种视角来理解法律问题。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学术训练与学术研究过程? 陈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绍一下章永乐。章永乐现在是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写过一本《旧邦新造》[2],讨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大概属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

陈柏峰: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在青年长江学者受聘仪式上的讲话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 大家上午好! 今天,能受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并作为长江学者、文澜学者的代表在此发言,我非常激动,倍感荣幸。我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 此时此刻,特别想说感谢。首先,感谢我的老师们、历任领导们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培养、爱护、帮助和提携,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系、法理学教研室多年来为我创造了自由、宽松而又严肃、正派的教学研究环境和人际关系氛围。我1998年进入本校法学院本科学习,200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近二十年来,从一名懵懂的“跨世纪”大学生到“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从求学和探索到指导他人学业和人生方向,在这个校园里我得到了太多的恩泽,有老师的教育之恩,有领导的关怀之恩,有同事的帮助之恩。当年,我从一个灾区的贫穷农家走进校园,学校和老师向我伸出温暖之手,帮助我解除生活的困顿;后来,当我表现出学术热忱和学术敏感时,老师们为我指点迷津,给我精神鼓励,为我创造物质条件,让我明确前进的方向;及至我留校任教,又有同事们处处照顾,为我减负,让我能集中心智于学术事业;当我遭遇财政困难时,有法学院和学校的南湖学者工程、文澜学者工程来解燃眉之急;待到我成家育儿之时,学校和领导总是积极回应诉求,创造条件解决我的现实困难。每每念及这些,总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感,难免感慨我的人生是多么幸运,似乎总有人将我擎起来,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去攀登学术高峰。 其次,我想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谢,尽管她们比较抽象。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做了一名教师和社会科学学者的本职和本份工作,党和国家却给了我那么多重要的荣誉和平台,以及相当不菲的物质收入和奖励。我出生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曾经期待我能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如今我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有一定影响的青年法学家,受社会尊重,前不久还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实话说,我常有惶恐之感,觉得自己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