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

陈柏峰,男,1980年生,湖北咸宁人,法学博士,汉族,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2.6)、法学硕士(2005.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2008.6),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2012.6-2016.12),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1.6-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2.9-2013.9)。 在我校历任助教(2005)、讲师(2007)、副教授(2009)、教授(2012)、文澜青年学者(2013)、基层法治研究所所长(2014)、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讲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乡村治理、电影中的法律等课程。 出版学术专著《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暴力与秩序》《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等5部,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CSSCI收录60多篇,SSCI收录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2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重点项目(2015)、青年项目(2009)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2009)、后期资助项目(2014)各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4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资助(2012)。 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2014);获第八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17)、第四届湖北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14)等称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2)、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董必武青年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三等奖(2011)。 联系方式:chbfeng@163.com,1387129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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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侯猛、陈柏峰:社科法学的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

刘思达

侯猛: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对话人为刘思达,[1]我和陈柏峰是与谈人。题目里面的“国际与本土”有两重含义。从教育背景上看,刘思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海龟;我和柏峰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算是土鳖。从研究经历来说,虽然强调国际眼光,但不论柏峰还是思达都是做中国的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经验。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英文是Law and Social Sciences,指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广义的社科法学包括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以及晚近发展的法律与认知科学。中国当代社科法学的发展,大致是从法律社会学领域逐渐拓展出来的,因此,我们也会将社科法学称为广义的法律社会学。我们三位主要研究法律社会学,因此,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法律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展开,同时也会讨论与其他跨学科法律研究——例如法律经济学——的区别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 一、学术经历与转向 侯猛:我先从思达本人的经历谈起。思达是北大法学院98级的本科生。这一届学生中除了思达在从事学术研究外,还有章永乐。有意思的是,两位去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不是法学的。章永乐在UCLA读的是政治学,现在回到北大法学院任教。而思达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读社会学。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当初会选择读非法学专业的博士,在接受学术训练后却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研究。类似的,历史上有很多知名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当初也都是离开了法学院,但最后又回到学术研究中,用另一种视角来理解法律问题。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学术训练与学术研究过程? 陈柏峰:在你正式回答之前我介绍一下章永乐。章永乐现在是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写过一本《旧邦新造》[2],讨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大概属于法律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

陈柏峰: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在青年长江学者受聘仪式上的讲话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 大家上午好! 今天,能受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并作为长江学者、文澜学者的代表在此发言,我非常激动,倍感荣幸。我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 此时此刻,特别想说感谢。首先,感谢我的老师们、历任领导们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的培养、爱护、帮助和提携,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系、法理学教研室多年来为我创造了自由、宽松而又严肃、正派的教学研究环境和人际关系氛围。我1998年进入本校法学院本科学习,200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近二十年来,从一名懵懂的“跨世纪”大学生到“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从求学和探索到指导他人学业和人生方向,在这个校园里我得到了太多的恩泽,有老师的教育之恩,有领导的关怀之恩,有同事的帮助之恩。当年,我从一个灾区的贫穷农家走进校园,学校和老师向我伸出温暖之手,帮助我解除生活的困顿;后来,当我表现出学术热忱和学术敏感时,老师们为我指点迷津,给我精神鼓励,为我创造物质条件,让我明确前进的方向;及至我留校任教,又有同事们处处照顾,为我减负,让我能集中心智于学术事业;当我遭遇财政困难时,有法学院和学校的南湖学者工程、文澜学者工程来解燃眉之急;待到我成家育儿之时,学校和领导总是积极回应诉求,创造条件解决我的现实困难。每每念及这些,总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感,难免感慨我的人生是多么幸运,似乎总有人将我擎起来,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去攀登学术高峰。 其次,我想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谢,尽管她们比较抽象。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做了一名教师和社会科学学者的本职和本份工作,党和国家却给了我那么多重要的荣誉和平台,以及相当不菲的物质收入和奖励。我出生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曾经期待我能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如今我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有一定影响的青年法学家,受社会尊重,前不久还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实话说,我常有惶恐之感,觉得自己做得…

陈柏峰: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传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资产阶级在成功挑战封建王权之后,才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传媒才摆脱直接政治控制。而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媒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实。当前中国传媒在“党的喉舌”之外,生发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性。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活跃其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通过舆论议程设置,引导人们关注特定公共事件,将政治意图和政治诉求嵌入具体治理性问题中。目前的传媒规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将传媒政治性纳入法律规制。应当保障传媒权利,并为其行使设置底线,保障公众的表达权利和被听到的权利,同时改进管理模式,发挥国有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建设传媒行业伦理。

陈柏峰:当代中国传媒的商业性和利益场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传媒常常被预设为天然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公共性,而事实上,商业性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基本特性。传媒是新闻的提供者,通过新闻吸引公众注意力,进而将公众注意力出卖给广告商来谋取利润。逐利的商业性本质,常将传媒带入尴尬境地,甚至引入歧途。目前中国,传媒商业性渗透于传媒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绩效考评制度中,记者日渐成为新闻生产链条上的螺丝钉,新闻生产服务于企业利润和记者私利。传媒商业性还迅速扩展到互联网中,技术平台成为传媒企业谋利的工具,广告形态的变化使其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平台谋利。对利润和利益的追求,缺乏行业和职业伦理的约束。需要对此有所反思。伴随着新闻专业主义口号的传媒市场化改革,使传媒摆脱了政府的直接管制,但这只是资本和利益的独立,而非传媒行业的真正独立。

陈柏峰:事理、法理与社科法学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曾给法学界带来一股清风,其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的法学作品颇为不同,它着眼于"从事理讲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讲法理。从事理出发,走向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研究。这种研究诉诸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而背后有理论视角,需要理论资源储备,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它最终会走向社科法学。社科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重建中国法理学,在一般性法律现象、法律关系之外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问题,在经验基础上阐释中国法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