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强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13篇文章

共产党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日拉开帷幕,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本届全会举世瞩目,被公认为2014年最重要的会议。一些西方媒体表示,中共聚焦的法治“不是西方所认为的那种法治”,《环球时报》今日发表社评,对“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反复提出在中国‘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做出回应。观察者网此前刊登强世功所著《中国宪政模式——单一政党宪政国?》一文,对此作出过精辟而全面的理论阐释,现摘选文中一部分,以飨读者。】 宪政概念必须依赖于法治才能成立,因为只有“法的统治”才能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宪政模式,必然要讨论中国的法治。 “法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乃是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规则对权力构成了刚性约束,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这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标志。由此,三权分立、有限政府、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都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法治范畴。其二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的程序运作必须符合相应的价值规范,国家必须捍卫一系列共同信奉的最基本价值规范。由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就具有不同的实质性法治。比如美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就是“公平”,而德国法治最基本的价值乃是“人的尊严”;而在伊斯兰世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规范无疑与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关。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日拉开帷幕,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本届全会举世瞩目,被公认为2014年最重要的会议。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一方面,无疑要关注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这其实也是中国近年来法治建设努力的基本方向,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是将程序改革置于整个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发展无疑也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即中国的法治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的基本价值规范,国家如何保障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能够体现在法治之下权力的运作过程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就在于这种程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

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真正分歧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选自《中国香港》,强世功著,三联书店 悖谬的是,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而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遗憾的是,英国政府在加入这个公约时,曾经明确宣布这个公约中关于普选的规定不适用于香港。 香港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民主认同的误区,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悲情中最令人伤感的一页。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相关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政治内容。所以,在“爱国”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爱国曾经是我们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爱国标准,而不能成为香港回归后的爱国标准,否则,香港人与海外华人的爱国有什么分别呢?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中,明确要求任何价值都可以容纳,但必须拥护香港回归,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拥护中央的主权权威。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力”变成“主权行使”,意味着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

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定型。这首先就意味着推进中国宪政体制的成熟定型。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真正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关系,才能让党国宪政体制成为现代宪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发挥依法执政、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内法治带动国家法治,使得党规党法与国家律法之间形成有效互动,从而在中国古典礼法传统和现代政法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