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强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13篇文章

【修远报告】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强世功 / 北京大学法学院 修远基金会研究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要求我们不仅从中国几十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而且也要求我们从现代法治理论的高度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来源,从而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法理学上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2014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共同展开课题研究,试图从现代法理学、中国特色党国宪政体制、党章与宪法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重大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是从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依宪治国”的主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中国”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之中。在此基础上,作为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法治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决定》的核心议题是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决定》虽然以过去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经验为基础,试图克服法治实践中的基本困难,但是《决定》在理论上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中国法治的基本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缺乏充分、完整、系统的理论表述。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内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就需要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驱散话语迷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理论。   本文以《决定》的内容为出发点,在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主义法治观,并以此来建构“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即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法治国”,区别于西方大陆法传统中的“立法法治国”、普通法传统中的“司法法治国”或当代法治发展出现的…

强世功:天气问题背后的国家利益与道义博弈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观察者按】2010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第四届通识教育班发表演讲,对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展开深层解读,揭示了在这部貌似普世环保的著作背后的政治谋略——呼吁美国强化英美联盟以制衡欧盟,在碳排政治上掌握主动。强世功进一步追问,中国作为大国,怎样提出自己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理念和政治哲学?在台风过去之后重读此文发人深省。 【正文】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 一、 “碳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 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开始流行一种“阴谋论”话语,无论是货币战争、反恐,还是气侯问题,都有人说是“阴谋”。意识到“阴谋”总比陷入傻呵呵的天真状态好,但我认为根本不存在“阴谋”,只有“阳谋”。现代政治不是古典的密室政治,而是民主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政治决策的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且学术(智库)、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已经成为现实。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存在阴谋,那是因为以前太天真,单纯地相信了某些所谓普世价值理论,而遗忘了政治的存在。事实上,普世价值理论本来就是一套 “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 “阳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早已经讲过了,人类历史无非是一场斗争的历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或者说勇敢者胜利了,懦弱者失败了;或最终都要同归于尽,如是而已。因此,启蒙时代实际上开启了 “阳谋时代”,没有人是傻瓜,各种主义说得明明白白,各种利益也清清楚楚。美国总统的口头禅就是 “国家利益”。遗憾的是,现代人很容易被 “启蒙”本身遮蔽了眼睛,陷…

强世功:“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碳政治”:20世纪60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红色革命的年代。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是波及欧洲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标准,这场激进的青年运动并没有对现代政治体系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至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将“五月风暴”看作是一场充满革命梦幻的集体心理剧,甚至称之为“大规模的起哄”。在许多人看来,这场青年政治运动中激进的空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葬送了左翼政治的前途,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右翼政治”时代。里根-撒切尔轴心的保守主义革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遥相呼应,主导了整个世界格局。 其实,20世纪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不仅为这一代人未来的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欧洲环境政治在理念上继承并发展了欧洲历史上的“世界主义”。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发端于右翼所强调的经济一体化,那么恰恰是左翼的环境政治所带来的“协商政治”和“世界主义”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具有后现代生活风格的“欧洲人”,为欧盟的发展和政治凝聚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 早在二战前,科耶夫在描述“拉丁帝国”时,就强调拉丁民族精神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美感”和“非常别致的均衡感”。随着欧洲一体化,科耶夫设想的拉丁帝国理念已发展为欧盟帝国,其拉丁精神也变成了欧洲精神,拉丁民族的生活风格也成为欧洲人的生活风格。正是这种生活风格使得欧洲人以优雅艺术家的姿态,区别于在他们眼里缺乏历史和文化的粗俗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战略家卡根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卡根对欧洲人的描写不仅反…

专访北大教授强世功:中央治港仍需解决三个问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是颇不平静的一年。同样,在这一年,因为全国人大通过了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的决议,以及占中运动的发生,中央、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起来。占中运动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整个香港却不再是之前的香港,社会上仍弥散着抗议、不满的气氛,不时冲击着香港的正常秩序。后占中时代的香港,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最近两个月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次在不同场合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展现了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依法落实普选的态度。尤其是最近一次会面,习近平提出,明确特首普选和特区一切发展都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成为中央对港政策的最新表述。与此同时,因占中运动被押后三个多月的政改第二轮资讯也即将启动,香港政改道路开始逐渐回归正轨。 在这些背景之下,大公网专访了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强世功,就香港当下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强世功教授曾于2004-2007年在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并著有《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强世功 大公网:香港“占中”运动从2013年1月起开始筹备,12月15日,这一运动告一段落。这场运动为何发生,背后的推力到底是什么?您又如何评价香港特区政府在这段时期的作为? 强世功: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地方,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就香港的历史而言,在港英时期就已奠定了法治传统,历史相对久远,然而民主匮乏。直到中英谈判开始,由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才开始了民主历程。中央一直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是,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进程始终坚持“宪政民主”的立场,将香港民主纳入到《基本法》轨道,从而用法治来约束民主。这就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然而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港督彭定康上台后违反联合声明、《基…

要理解中国法治,必须宪法党章一起看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24日接受中纪委网站访谈。强世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章是我们党内根本大法,它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指南。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国家机构,乃至于国家政策等等,都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法治,要理解中国的宪法,必须要把宪法和党章放在一起来看。 强世功教授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的见解并非首次提出,此前,观察者网既已刊登其《中国宪政模式——单一政党宪政国?》一文,“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承担者,因此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下为中纪委网站刊登的访谈全文: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强教授您好! 强世功: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高波:强教授,您看当前网民非常关注中国的法治话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强世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来社会主义法治路线方针的十六个字,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十五大的时候,又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然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又更加具体地提出了要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应该说在每一步上都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有重大的推进。我们在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法治中国建设在于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其最终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实际上就从法理上为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四中全会是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也显示了我们党要实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 高波:是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