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强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10篇文章

强世功:认真对待香港本土意识 探索强化国家认同之道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体现为“硬实力”,而且体现为国家认同这样的“软实力”。因此,中央始终将“争取人心回归”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讲话中特别提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然而,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加深,香港出现了一些排斥内地的负面声音,甚至出现了“香港城邦论”乃至“港独”言论。2012年香港爆发了“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将强化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看作是“洗脑”。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更是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作为封面故事,讨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香港人的“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及建构香港“本土共同体”等问题,并在民调中公然调查香港“独立成国”和“公投建国”等问题。 今天的香港大学生是伴随着香港回归成长起来的“97一代”,和他们父辈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感相比,“97一代”无疑具备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识。这对“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无疑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认真对待香港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强烈的本土意识。 一、着眼于香港年轻一代,全面客观地分析香港本土意识产生的根源 1.香港本土意识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两地政治文化的差异逐渐加大,香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本土文化。表现为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粤语歌曲、电影乃至武侠小说等大众文化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独特文化形态。这些文化背景孕育了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识。而在20世纪70年代,港督麦理浩治港11年,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民生工程,尤其是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屋”政策,使得漂泊的内地人终于在香港定…

强世功: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文明持久战”下的台湾问题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

[摘要] 本文从中国文明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来思考台湾问题,将其既看作政治事件,也看作思想事件。一方面,中国迈入现代在释放出巨大个人自由的同时,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崛起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台湾统一必须放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文明持久战”的大战略中来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迈入现代,导致中国人丧失了文明主体性地位,实现台湾统一必须重建历史在现代性中的地位,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根据。国家崛起与文明复兴应当携手共进,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人要为全人类提供伦理生活的榜样,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方式,这一历史使命呼唤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携手合作,共创人类文明的未来。

【修远报告】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

✪ 强世功 / 北京大学法学院 修远基金会研究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要求我们不仅从中国几十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而且也要求我们从现代法治理论的高度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来源,从而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法理学上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2014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共同展开课题研究,试图从现代法理学、中国特色党国宪政体制、党章与宪法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重大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是从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依宪治国”的主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中国”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之中。在此基础上,作为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法治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决定》的核心议题是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决定》虽然以过去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经验为基础,试图克服法治实践中的基本困难,但是《决定》在理论上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中国法治的基本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缺乏充分、完整、系统的理论表述。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内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就需要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驱散话语迷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理论。   本文以《决定》的内容为出发点,在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主义法治观,并以此来建构“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即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法治国”,区别于西方大陆法传统中的“立法法治国”、普通法传统中的“司法法治国”或当代法治发展出现的…

强世功:天气问题背后的国家利益与道义博弈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

【观察者按】2010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第四届通识教育班发表演讲,对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展开深层解读,揭示了在这部貌似普世环保的著作背后的政治谋略——呼吁美国强化英美联盟以制衡欧盟,在碳排政治上掌握主动。强世功进一步追问,中国作为大国,怎样提出自己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理念和政治哲学?在台风过去之后重读此文发人深省。 【正文】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 一、 “碳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 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开始流行一种“阴谋论”话语,无论是货币战争、反恐,还是气侯问题,都有人说是“阴谋”。意识到“阴谋”总比陷入傻呵呵的天真状态好,但我认为根本不存在“阴谋”,只有“阳谋”。现代政治不是古典的密室政治,而是民主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政治决策的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且学术(智库)、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已经成为现实。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存在阴谋,那是因为以前太天真,单纯地相信了某些所谓普世价值理论,而遗忘了政治的存在。事实上,普世价值理论本来就是一套 “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 “阳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早已经讲过了,人类历史无非是一场斗争的历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或者说勇敢者胜利了,懦弱者失败了;或最终都要同归于尽,如是而已。因此,启蒙时代实际上开启了 “阳谋时代”,没有人是傻瓜,各种主义说得明明白白,各种利益也清清楚楚。美国总统的口头禅就是 “国家利益”。遗憾的是,现代人很容易被 “启蒙”本身遮蔽了眼睛,陷…

强世功:“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

“碳政治”:20世纪60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红色革命的年代。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是波及欧洲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标准,这场激进的青年运动并没有对现代政治体系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至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将“五月风暴”看作是一场充满革命梦幻的集体心理剧,甚至称之为“大规模的起哄”。在许多人看来,这场青年政治运动中激进的空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葬送了左翼政治的前途,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右翼政治”时代。里根-撒切尔轴心的保守主义革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遥相呼应,主导了整个世界格局。 其实,20世纪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不仅为这一代人未来的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欧洲环境政治在理念上继承并发展了欧洲历史上的“世界主义”。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发端于右翼所强调的经济一体化,那么恰恰是左翼的环境政治所带来的“协商政治”和“世界主义”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具有后现代生活风格的“欧洲人”,为欧盟的发展和政治凝聚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 早在二战前,科耶夫在描述“拉丁帝国”时,就强调拉丁民族精神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美感”和“非常别致的均衡感”。随着欧洲一体化,科耶夫设想的拉丁帝国理念已发展为欧盟帝国,其拉丁精神也变成了欧洲精神,拉丁民族的生活风格也成为欧洲人的生活风格。正是这种生活风格使得欧洲人以优雅艺术家的姿态,区别于在他们眼里缺乏历史和文化的粗俗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战略家卡根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卡根对欧洲人的描写不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