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强世功,1967年11月11日出生,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著有《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富勒论战研究》、《超越法学的视界》、《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

13篇文章

强世功: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不同于流行的“法律与文学”视角,从批判法律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电影展开的讨论,能考察批判法律理论在中国的内在谱系。苏力从“秋菊的困惑”入手,秉持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和功能主义法治观对主流的西方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观展开批判,从而希望建构一种吸纳中国本土资源的法治。此后,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形成两个批判法律的理论高峰。一个是冯象从基督教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左翼立场出发对法治实践趋向于全球资本帝国“法治行省”的批判,另一个是赵晓力试图从中国古典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法治将人的生命意义压缩为资本-劳动力的批判。对此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提供一个思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另一方面也希望推动中国探索新的法治发展道路和构建理想的法治秩序。

强世功:先确立人生基本信仰 再谈法律职业伦理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强老师,您好!您是我们这批采访的中青年法学家里比较年轻的一位。首先想问您,考大学时报考法律系的想法和感觉。 我 1986 年毕业于陕西横山县中学。当时,陕北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明代的李自成就出自横山县,后来又出了高岗,都是因为贫困而造反的。当时填高考自愿,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首选的不是专业,而是城市。我那个高中,往届考的最好的都在西安,比如西北大、陕师大和西北政法就是最好的了。我自己唯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想上陕西的学校,但是去哪儿,也不清楚。你们也知道,高考填志愿就像一场冒险,如果第一志愿太高不能录取,可能就要落入第二批学校。比我高一届的有位师兄叫柳蔚,我和他不熟悉,但至今记得他的名字。他本可以稳稳当当考上西北大学,但他估计高了点,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人民大学,结果未能录取,连西北大学也没有上,去了西安一个二类学校。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教训。但也因此我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我是全校差不多最后一个填志愿的,一直很犹豫,北大不敢报,报西安的学校不甘心,于是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其实对人民大学我也一无所知,只是由于柳蔚的教训,我记住了这个学校。至于报什么专业,也没有想法。其实,当时人大最强的是经济类专业,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计划系、统计系等都有,我对这些专业毫无了解,经济学这个概念在当时非常陌生。于是,我就报了法律专业,纯粹是偶然。 高考报志愿的这种创造性和偶然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人生,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而这种开放性和创造性给人的自由留下了空间。但其实一个人并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背后可能是虚无,可能是一种我们说不清楚的力量所左右,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命运。我从小并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可从小学到初中,我看着周围那些学习最好的学生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而中断学业,而我自己也由于种种偶然跌跌撞撞走过来。因此,我常常想,在这种人生的偶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

强世功:中央治港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香港回归祖国的二十年历史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治理模式具有巨大生命力。同时,香港在经济民生领域存在的问题,导致香港政治环境恶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难以解决经济民生问题。中央作为香港的主权者,承担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的政治责任,毫无疑问要思考如何在“一国两制”格局下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但中央面临香港民主派的“高度自治论”的挑战,行政主导思路也遭遇“高度自治难题”,引发普选困境。中央需运用基本法的思维和法律手段,将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基本法1.0版本升级为2.0版本,从而有效解决“高度自治”难题。

强世功:认真对待香港本土意识 探索强化国家认同之道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体现为“硬实力”,而且体现为国家认同这样的“软实力”。因此,中央始终将“争取人心回归”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讲话中特别提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然而,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加深,香港出现了一些排斥内地的负面声音,甚至出现了“香港城邦论”乃至“港独”言论。2012年香港爆发了“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将强化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看作是“洗脑”。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更是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作为封面故事,讨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香港人的“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及建构香港“本土共同体”等问题,并在民调中公然调查香港“独立成国”和“公投建国”等问题。 今天的香港大学生是伴随着香港回归成长起来的“97一代”,和他们父辈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感相比,“97一代”无疑具备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识。这对“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无疑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认真对待香港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强烈的本土意识。 一、着眼于香港年轻一代,全面客观地分析香港本土意识产生的根源 1.香港本土意识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两地政治文化的差异逐渐加大,香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本土文化。表现为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粤语歌曲、电影乃至武侠小说等大众文化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独特文化形态。这些文化背景孕育了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识。而在20世纪70年代,港督麦理浩治港11年,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民生工程,尤其是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屋”政策,使得漂泊的内地人终于在香港定…

强世功: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文明持久战”下的台湾问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本文从中国文明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来思考台湾问题,将其既看作政治事件,也看作思想事件。一方面,中国迈入现代在释放出巨大个人自由的同时,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崛起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台湾统一必须放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文明持久战”的大战略中来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迈入现代,导致中国人丧失了文明主体性地位,实现台湾统一必须重建历史在现代性中的地位,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根据。国家崛起与文明复兴应当携手共进,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人要为全人类提供伦理生活的榜样,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方式,这一历史使命呼唤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携手合作,共创人类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