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近年来,贺雪峰教授仍然坚持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驻村调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福特基金会课题、国土资源部课题等。

19篇文章

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说明:1998年7月,我们曾在庐山脚下召开过一次“村治研究与实验”小型学术会议,就村治的涵义、研究方法、研究层面以及研究风格等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庐山共识”。此后,在庐山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在强化田野调查的同时,每年或召开专门会议,或几人汇聚一处,就村治研究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2001年9月5日至9月8日,我们在北京西山再次就村治研究进行了激烈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了关于村治研究的“西山共识”。现将这些共识整理出来,加上“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的标题,希望可以为更多的村治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我们期待今后每年有更多的村治研究者继续就村治研究的共识问题展开讨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原本是供内部传阅。毛丹先生建议发表出来引起争议更好。关于村治研究的共识只是我们自己的共识,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现在和将来研究的要求,一家之言耳。 村治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推动村治研究的深入,我们于2001年9月5日至9月8日在北京西山脚下召开了一次小型讨论会,就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作了一些讨论,现分述如下: 一、田野的灵感 村治即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研究对于有8亿农民的中国来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深入村治研究,特别是从何处获得村治研究的突破,这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就当前村治研究来说,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不足,都与田野调查有关。村治研究首先缘自1980年代末以来全国推行的村民自治实践,以对村务管理和村委会选举为主要内容的田野调查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不同于也优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村民自治调查不仅与田野有关,而且因为这种调查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村民自治实践,从而使村民自治调查与研究与中国自己的问题挂起钩来。当前村治研究的不足,则在于村民自治调查缺乏对构成村民自治现状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从而未能形成关于村民自治研究的真正的学术平台。不仅如此,当前村民自治调查的范…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 ——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何包钢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

找回村社:农地收益与农民所要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计算农民收益的前提 我们讨论农民之所要,其中关键是农地收益。农民从农地中获取收益,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投入最小化,二是收入最大化。首先简单地讨论一下计算农民收益的前提条件。 中国目前有18亿多亩耕地,大部分耕地都用于播种大田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薯类作物等,再就是油料作物,如油菜、花生,第三位的是棉花,以上三类作物都是播种面积巨大、供需数额巨大、价格相对稳定的大田作物,这三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到了农地播种面积的80%以上,更占到了农户数的90%以上。 此外,中国还有部分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如水果蔬菜、药材、花卉,这类经济作物的特点是,集约投入程度高,经济价值高,价格不稳定,受蛛网原理影响大。少数耕地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作物出来,从而往往会出现市场供给远过于需求的问题。 表1关于蔬菜播种面积的数据( 12. 76% )中,并非所有蔬菜都是进入市场,而是有近一半播种蔬菜的耕地是农民用于自食的菜地,真正进入市场的播种面积应不超过7%。 山东寿光县是全国闻名的蔬菜生产县,寿光农民有一句名言:“生产得越多越不愁销路。”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寿光农民生产的蔬菜越多,就越是成为全国蔬菜的交易中心和信息中心,甚至技术中心,寿光蔬菜就越是可以在全国形成品牌和销售市场,从而越是不愁销路。但问题是,寿光一个县生产的蔬菜,是以全国作为市场才不愁销路,寿光蔬菜销往全国,全国人民消费蔬菜的总量是有限的,全国人民买寿光的蔬菜,就不会再买其他地方农民生产的蔬菜。寿光农民越是不愁蔬菜的销路,全国菜农就会越愁蔬菜的销路。 诸如水果蔬菜、药材、花卉等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因为消费有限,而产量近乎无限,全国耕地中,注定只能以不超过10%的比例来种这些经济作物,超过这个比例的耕地来种经济作物,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的价格就会发生大波动(诸如西瓜、辣椒滞销的报道,早已经不再是新闻…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九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保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就是要理解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活,并为改善农民的生活提供理论指南。具体地,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第一节重点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第二、三、四节将分三个方面讨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