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近年来,贺雪峰教授仍然坚持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驻村调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福特基金会课题、国土资源部课题等。

19篇文章

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分田到户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工商资本进入到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尤其是进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销品牌包装领域,加强了农业与市场对接能力,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小农,小生产很难与大市场对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产后加工销售等环节就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工商资本除进入到种植业的产后环节外,还普遍进入奶业和养殖业。取消农业税前后,国家为了保证城市肉价稳定,而鼓励规模养殖,从而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工商资本进入养殖业办“万头养猪场”的高潮。目前全国牲猪出栏总数一半以上为年出栏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养鸡养鸭等等也有此趋势。奶业因其对加工的高要求和品牌建设,几乎所有奶业加工都由工商资本垄断。 最近几年工商资本下乡与之前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产后环节的加工销售和养殖业有所不同,而是正以圈地为特征,进入到种植业的产中环节,本文所讨论工商资本下乡也特指工商资本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从种到收的种植业中,这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最新动向,又正被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鼓励,这样的工商资本下乡可能带来严重问题。 二 一般来讲,农业生产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结合,很难进行标准化的劳动考评,因此天然适合家庭经营。中国目前共有大约2亿农户,全国共有20亿亩耕地,这20亿亩耕地的大约2/3多一点用于种植粮食。粮食是大宗农产品,是国家农业安全的基础,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正因为粮食是大宗农产品,耐储存,国家保护价收购,生产粮食所需农资也大都是标准化的生产资料,种植粮食农户就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难题。所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粮农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不存在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一家一户小农在粮食生产上有天然优势,粮食生产为中国2亿多户小农提供了分享农业GDP的机会,而且正是通过粮食生产,农户可以通过庭院…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是当前农村研究的热点话题,形成了各种差异巨大的观点。本文认为,自农村改革以来,存在四种农田灌溉均衡:一是税费改革前,乡村组织以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形式来组织农田灌溉的均衡;二是由村庄强人出面组织农户进行灌溉的均衡;三是既无乡村组织借重国家强制力,也无村庄强人借重私人暴力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从而形成的以微型水利灌溉为主的均衡;四是由农户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组织用水协会,由农户选举产生用水协会会长,由会长负责收取水费并组织农户灌溉的均衡。当下中国,由于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后,农村很可能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 农田水利 供给机制

论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在《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一文中,我们认为乡村组织体制对于乡村水利建设及水利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组织体制是由国家供给的一种制度,是宏观层面的东西。在本文中,我们将从微观层面讨论乡村水利的供给。 乡村水利作为公共物品(更准确地说是准公共物品),具有私人提供不经济,而只能由一些农户联合起来提供的特征。承包制下的农户经济实质上缺少集体经济层面的经营。2002年湖北省在全省推行的税费改革要求,主要用于抗旱排涝的共同生产费不再由村一级统筹收取,而只能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共同生产费的收取和使用。湖北省如此规定共同生产费的收取和使用,是因为最近10年来共同生产费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筐,当农民负担中的税收和“三提五统”部分规范起来后,乡村两级往往将一些不正当开支列入到共同生产费的支出中,借此向农民乱收费,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乱源。不再由村(更不用说乡镇)统筹收取共同生产费,堵住了乡村借共同生产费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问题是,离开了乡和村,村民能否在村民小组范围自主收取和使用主要用于抗旱排涝的共同生产费。 荆门市2002年税费改革后,不再允许乡村两级收取共同生产费,而由村民小组选举产生用水用电协会,由用水用电协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决定当年共同生产费的收取与使用。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因为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用水用电协会是一个典型的NGO.不过,用水用电协会是否可以解决农田水利的供给,需要从微观方面考察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以下我们仍然以在荆门农村的调查展开讨论。 一、荆门村庄的性质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依据社区记忆和社会经济分层,将村庄划分为四种主要理想类型,将荆门农村列入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①具体地,我们认为,在荆门农村,一方面作为传统力量载体的社区记忆大都消失,表现传统力量的宗族组织和神秘性力量大都瓦解,人们不再根据外在压力而是根据内在需要理性选择行动方案。没有超过个…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国家授权的村级权力开始出现,对村庄政治的理解也就成为理解国家政权体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进路。学界在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政权建设等框架理解村庄政治,并试图从村庄政治出发思考国家政治和宏观社会层面的问题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村级权力在村庄政治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实态和机制。本节试图通过对四种理想类型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行“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来理解当前村庄权力运行的状况,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状况。 对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 1、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化 基于我们近年农村调查的体验,依据拥有权力的形式和影响力的来源,可以将当前中国村庄权力结构的人格化代表做三层分析,他们分别为体制精英,即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非体制精英,即在村庄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普通的无政治的村民,即在村庄无政治社会影响力,但有潜在的参与集体行动能力的一般村民。 行政村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新现象,此前的村庄权力结构中,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高度重合,或者说,村庄治理主要是由那些并没有正式职位和上级授权,也不经由村民选举,而是由村庄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领袖人物(如宗族头人、宗教领袖、乡村士绅等)来完成的,即便是有正式的保甲、里甲组织存在,其负责人也与乡村民间精英关系密切,他们并无什么权威,是职役制度的产物[1]。自20世纪初以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迫切需要提高国家对基层农村社会的资源提取能力,重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国家要想在基层扎根,必须确立其代理人,村级体制精英由此而生,并且因之出现了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分化。不过,1950年代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态使得村庄几乎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体制精英手中,非体制精英缺乏基本的影响能力。 村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