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近年来,贺雪峰教授仍然坚持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驻村调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福特基金会课题、国土资源部课题等。

19篇文章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

贺雪峰: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2014年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进行为期三年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目前全国33个试点地区已经确定,其中有15个地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15个地区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3个地区进行征地制度改革试点。之所以征地制度试点的地区较少,是因为地方无积极性,中央也不便于强推。中央之所以先试点,是因为土地制度改革利益涉及面广且事关中国发展战略大计,进行封闭试点,风险可控,而经验可以总结,先行试点表明中央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的慎重稳妥。正因为试点,就允许33个试点地区大胆去试,允许出错。以33个地区试点为基础再来进行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可以降低风险,防止出现重大的误判。 能否搞好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对土地资源和土地价值进行清晰的区分与认识。本文试图分别从征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和农村建设用地制度三个方面系统讨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希望能对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一、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 要理解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区分土地资源和土地价值。土地制度改革一般都要强调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要保护土地资源。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护土地资源。一般来讲,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错的。问题是,土地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资源,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不可再生,而且在于不可移动。正是土地不可移动,工商建设用地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差异。对于农业用地来讲,土地资源的核心是肥沃程度与光照、水利条件,对于工商建设用地,土地资源的核心是由于其不可移动所造成的区位优势的差异。因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建设用地价值可以高达每亩千万元,而对于三线、四线城市,城市建设用地每亩价值可能只有几十万元。 建设…

贺雪峰:“中央是恩人,县里是坏人”基层“责大权小利少”合理吗?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很多县乡干部抱怨基层责权利严重不对称,责大权小利少,认为要调动基层积极性,必须做到责权利益一致。实际上,很多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收取农业税、计划生育、征地拆迁,都是一个时期地方“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都是通过运动式治理来解决的,而其中最为有趣的是贯穿着这样一个逻辑:上级对下级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违法,还要群众满意”。总而言之,是上级要求下级完成任务,却没有给下级可以完成任务的手段、权力,也几乎没有与完成如此艰难任务所匹配的利益。下级因此面临动辄得咎的困局,下级只可能靠碰运气来试用非常手段,以从困局中解脱出来。采取非常手段,就可能引发恶性事件,从而被处分,但这只是可能被处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积极想办法创造性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则肯定是要被处分。与其消极肯定被处分,不如积极去想办法。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下级在行政中的积极性与动力机制,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在其他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艰难任务。 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转型时期,加之中国区域辽阔,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全国很难形成一个规范的办法来解决各个地方的问题,而且在解决地方问题中形成的办法也很难上升为全国的规范性办法。中国的国家治理,因此采取了一种很有趣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治理制度化不足的办法,就是在责权利分配上进行不对称的分配,越是下级,责任越大,权利越小;越是上级,权利越大,责任越小,这样一种责任向下分配,权利往上保留的体制。这种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地方积极想办法,包括其中非常手段甚至潜规则、非法手段。其结果是,这些非常手段解决了国家治理中的很多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非常手段也会形成遗留问题。 正是因为在责权利分配上的不匹配,一旦非常手段引发恶性事件,其责任主体就当然是地方。越是下级,所要面对的问题就越多,所采取…

贺雪峰: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之变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农民价值观的两种类型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成为建构学术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价值之变或农民人生观的变化是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组成部分。不理解农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乡村治理中的其他一系列变化。 数千年来,尤其是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重人伦、轻鬼神,重此岸、轻彼岸的文化。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对神异世界存而不论,而专注于现世的生活。专注于现世生活并非不论人的生命意义,而是将人的生命意义放在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传宗接代构成了一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香火不断,生命不息。有限的生命因为可以融入到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无限事业中,而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无论现世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可以延续子孙,就会有光宗耀祖的希望,就值得忍耐和坚守。 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之为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有了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们的生活中就有了纲,有了目标。纲举目张,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价值将会服从和服务于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最为根本的本体性价值追求是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意义,农民最担心的是香火不继。一旦传宗接代不存问题,农民就会有更多的追求和更大的事业心,比如追求财富、声誉等。而一旦断子绝孙,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今朝有酒今朝醉,现世的享乐就变得重要。 在当代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以“传宗接代”作为基本诉求的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荒谬的,至少是愚蠢的。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被动摇了。一旦缺失本体性价值,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就十分在乎面子的得失,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

贺雪峰、陈柏峰、吕德文等:乡政不可怠,乡业不能衰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思想情绪得以理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导,社会和谐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探索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方法。乡村治理的规范和完善,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的试点和创新,这是一个开放性探索的过程,当然也需要我们理论界、学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