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近年来,贺雪峰教授仍然坚持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驻村调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福特基金会课题、国土资源部课题等。

18篇文章

贺雪峰: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 从要素角度来看,当前参与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主要有四种力量要素:一是资本,二是劳动,三是土地,四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再分配工具,通过税收来分享经济发展剩余。一般来讲,国家没有独立于国民的特殊利益,国家通过税收掌握的剩余用于提供公共品或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国家权力有时会被贪官污吏不当使用,但贪污所获收益是不合法收入,不应列入到合法分享经济发展剩余的要素之中。 在当代中国,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分享经济发展剩余中处在十分特别的位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中国以来,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支撑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很少有人正确认识到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优越性。造成这种认识错位的原因在于,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否定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合理性,缺乏对中国土地制度内在机制的深刻认识。 二、 依据中国宪法和法律,中国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不允许土地私有,且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具体来说,中国土地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用途土地和非农业用途土地两种,农业用途土地,除少数国有农场、林场、牧场以外,其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具有农业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能转让,但耕地使用权可以流转。除少数农民自用的宅基地、村社集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及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以外,非农建设用地的所有者为国家,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需经过农业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程序,既改变土地性质(集体所有到国有),又改变土地用途(农用到非农建设用地),经国家征收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其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通过招拍挂来实现市场价值。总体来讲,因为国家保持偏紧的建设用地供给,使建设用地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从而使征收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具有高于农业用途土地的市场价值。 这样,因为中国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就形成了两个相当不同的参与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土地生产要素,分别…

贺雪峰:为什么说中国土地制度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答黄小虎先生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很高兴读到黄小虎先生所写“漫议土地制度改革——贺雪峰文章引发的思考”,黄先生开篇写道:“前不久,网络上流传贺雪峰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对文章一些观点,我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并因此成文。黄小虎先生长期从事土地制度研究,是土地研究领域的前辈,黄先生的认识在政学两界和社会上都具有一定代表性,我因此愿意与黄先生做进一步的讨论。 黄先生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不允许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地按原用途补偿的规定,二是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规定。我们重点讨论黄先生所讲的这个主要弊端。 一、 先来看一看黄先生关于征地制度方面的讨论。黄先生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农村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但当时征地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在征地过程中,城乡关系、干群关系、党与农民的关系是和谐的”。“那时候,党和政府明确规定,不落实对农村、农民的补偿,不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不得征地。这里很关键的一点,是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对于失地农民,“政府就要负责把相关的劳动力安排到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并解决他们的城市户口问题”。“因此,农民普遍支持甚至盼望国家征地”。“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利益共享机制,被征地农民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 黄先生认为,征地制度出现问题,“主要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没有强行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权力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共享机制在市场经济里不灵了”,“最后定下来的原则是按农地的原用途补偿”。问题是完全失地的农民“拿到的补偿不要说融入城市,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农民的不满、反抗就日渐多起来了”。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征地范围的扩大,“按原用途补偿引发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已经成为带有全局性的焦点、热点问题”。 黄小虎先生问道:“到底是我们的农民变坏了…

贺雪峰:农村基层治理的精准难题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 在信息化时代,所有具体事件都可能被聚焦放大到一个脱离语境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定性,上纲上线,从而使得之前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模糊、暧昧、灰色地带变成了非黑即白、不对就错的对错判断,甚至上升到正义与否、基本人权的高度。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高度政治化,由此造成了各种基层治理的难题。实际上,任何实践都不存在绝对的对错,而总是实践中各种复杂力量共同作用所达成的相对均衡。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参与作用的复杂力量也会发生变化,相对均衡也就会发生改变。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绝对正义是不存在的。 基层治理中,各种互动发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突发性,参与互动各方往往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是由各种具体关系所联结起来的,同时又是锁碎而复杂的,是模糊而不清晰的。在基层治理要做到精准,十分困难。 二、 以低保和扶贫为例。 按国家相关政策,农村低保和贫困户评定标准是由地方政府规定一个农户收入标准,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政府标准的农户家庭都应纳入到低保户或贫困户。要做到应保尽保,不让一个贫困户落下。但实际上,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中最大难题是无法精确计算出农户收入,而且除了收入以外,支出多少显然对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极大,支出型贫困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之所以难以精确计算农户收入,是因为当前农户家庭收入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自给自足经济、实物经济和现金经济,这些经济都缺少薄记,几乎不可能得到精确统计。即使农户家庭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也大都是现金收入,因此很难统计。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现代社会,农户家庭收入无法按现代社会的标准进行精确统计,只能折算加估算。 既然不可能真正精确地统计所有农户的家庭收入,就不可能依据一个地方政府划定的低保或贫困线来精确计算出每个农户家庭收入是否低于低保或贫困线,从而做到低保的应保尽保,以及让所有贫困户都可以纳入到政府的扶助之中。 在低保和…

贺雪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当前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开始布置,未来几年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度实施的时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的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农村。大致说来,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先行改革试点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清产核资,资产量化到人,将之前的经济合作社改为股份合作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要求:“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完善治理机制,制定组织章程,涉及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防止少数人操控”[1]。 基于清产核资、股份量化到人的理念,《意见》要求“把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要求“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一、珠三角农村的集体产权改革 早在1990年代,广东南海即在探索农村集体股份制,2010年开始进行村改居和政经分离的试点,形成了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南海经验”,概括起来,“南海经验”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清产核资、股权量化到人固化到户,将之前的经济合作社改造为股份合作社,并在股份合作社基础上建立法人型治理结构;二是“政经分离”,股份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分开,股份合作社代表其成员利益进行相对独立地运作,并接受其监督。终极模式是建立现代股份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南海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珠三角具有代表性。珠三角核心区大部分村庄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清产投资、股权固化到户以及政经分离的改革。之所以以南海为代表的珠三角核心区会在…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