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 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 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近年来,贺雪峰教授仍然坚持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驻村调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福特基金会课题、国土资源部课题等。

16篇文章

贺雪峰:农村基层治理的精准难题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一、 在信息化时代,所有具体事件都可能被聚焦放大到一个脱离语境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定性,上纲上线,从而使得之前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模糊、暧昧、灰色地带变成了非黑即白、不对就错的对错判断,甚至上升到正义与否、基本人权的高度。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高度政治化,由此造成了各种基层治理的难题。实际上,任何实践都不存在绝对的对错,而总是实践中各种复杂力量共同作用所达成的相对均衡。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参与作用的复杂力量也会发生变化,相对均衡也就会发生改变。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绝对正义是不存在的。 基层治理中,各种互动发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突发性,参与互动各方往往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是由各种具体关系所联结起来的,同时又是锁碎而复杂的,是模糊而不清晰的。在基层治理要做到精准,十分困难。 二、 以低保和扶贫为例。 按国家相关政策,农村低保和贫困户评定标准是由地方政府规定一个农户收入标准,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政府标准的农户家庭都应纳入到低保户或贫困户。要做到应保尽保,不让一个贫困户落下。但实际上,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中最大难题是无法精确计算出农户收入,而且除了收入以外,支出多少显然对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极大,支出型贫困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之所以难以精确计算农户收入,是因为当前农户家庭收入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自给自足经济、实物经济和现金经济,这些经济都缺少薄记,几乎不可能得到精确统计。即使农户家庭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也大都是现金收入,因此很难统计。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现代社会,农户家庭收入无法按现代社会的标准进行精确统计,只能折算加估算。 既然不可能真正精确地统计所有农户的家庭收入,就不可能依据一个地方政府划定的低保或贫困线来精确计算出每个农户家庭收入是否低于低保或贫困线,从而做到低保的应保尽保,以及让所有贫困户都可以纳入到政府的扶助之中。 在低保和…

贺雪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当前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开始布置,未来几年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度实施的时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的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农村。大致说来,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先行改革试点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清产核资,资产量化到人,将之前的经济合作社改为股份合作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要求:“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完善治理机制,制定组织章程,涉及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防止少数人操控”[1]。 基于清产核资、股份量化到人的理念,《意见》要求“把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要求“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一、珠三角农村的集体产权改革 早在1990年代,广东南海即在探索农村集体股份制,2010年开始进行村改居和政经分离的试点,形成了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南海经验”,概括起来,“南海经验”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清产核资、股权量化到人固化到户,将之前的经济合作社改造为股份合作社,并在股份合作社基础上建立法人型治理结构;二是“政经分离”,股份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分开,股份合作社代表其成员利益进行相对独立地运作,并接受其监督。终极模式是建立现代股份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南海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珠三角具有代表性。珠三角核心区大部分村庄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清产投资、股权固化到户以及政经分离的改革。之所以以南海为代表的珠三角核心区会在…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

贺雪峰: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2014年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进行为期三年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目前全国33个试点地区已经确定,其中有15个地区进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15个地区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3个地区进行征地制度改革试点。之所以征地制度试点的地区较少,是因为地方无积极性,中央也不便于强推。中央之所以先试点,是因为土地制度改革利益涉及面广且事关中国发展战略大计,进行封闭试点,风险可控,而经验可以总结,先行试点表明中央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的慎重稳妥。正因为试点,就允许33个试点地区大胆去试,允许出错。以33个地区试点为基础再来进行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可以降低风险,防止出现重大的误判。 能否搞好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对土地资源和土地价值进行清晰的区分与认识。本文试图分别从征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和农村建设用地制度三个方面系统讨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希望能对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一、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 要理解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区分土地资源和土地价值。土地制度改革一般都要强调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要保护土地资源。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护土地资源。一般来讲,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错的。问题是,土地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资源,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不可再生,而且在于不可移动。正是土地不可移动,工商建设用地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差异。对于农业用地来讲,土地资源的核心是肥沃程度与光照、水利条件,对于工商建设用地,土地资源的核心是由于其不可移动所造成的区位优势的差异。因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建设用地价值可以高达每亩千万元,而对于三线、四线城市,城市建设用地每亩价值可能只有几十万元。 建设…

贺雪峰:“中央是恩人,县里是坏人”基层“责大权小利少”合理吗?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很多县乡干部抱怨基层责权利严重不对称,责大权小利少,认为要调动基层积极性,必须做到责权利益一致。实际上,很多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收取农业税、计划生育、征地拆迁,都是一个时期地方“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都是通过运动式治理来解决的,而其中最为有趣的是贯穿着这样一个逻辑:上级对下级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违法,还要群众满意”。总而言之,是上级要求下级完成任务,却没有给下级可以完成任务的手段、权力,也几乎没有与完成如此艰难任务所匹配的利益。下级因此面临动辄得咎的困局,下级只可能靠碰运气来试用非常手段,以从困局中解脱出来。采取非常手段,就可能引发恶性事件,从而被处分,但这只是可能被处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积极想办法创造性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则肯定是要被处分。与其消极肯定被处分,不如积极去想办法。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下级在行政中的积极性与动力机制,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在其他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艰难任务。 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转型时期,加之中国区域辽阔,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全国很难形成一个规范的办法来解决各个地方的问题,而且在解决地方问题中形成的办法也很难上升为全国的规范性办法。中国的国家治理,因此采取了一种很有趣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治理制度化不足的办法,就是在责权利分配上进行不对称的分配,越是下级,责任越大,权利越小;越是上级,权利越大,责任越小,这样一种责任向下分配,权利往上保留的体制。这种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地方积极想办法,包括其中非常手段甚至潜规则、非法手段。其结果是,这些非常手段解决了国家治理中的很多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非常手段也会形成遗留问题。 正是因为在责权利分配上的不匹配,一旦非常手段引发恶性事件,其责任主体就当然是地方。越是下级,所要面对的问题就越多,所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