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教育背景 耶鲁大学法律博士(J.D.) 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Ph.D.) 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硕士 昆明师范学院英美语言文学学士 研究领域 法律与宗教(圣经学)、法律与伦理(职业伦理)、法律与文学(法理、社会批判)、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民商法) 研究概况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中国知识产权》(Sweet & Maxwell, 1997; 增订版2003年) 《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创世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智慧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

24篇文章

误译耶稣

冯象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BART EHRMAN 上帝的难题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冯象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150页的1848年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封面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

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冯象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来源:书城2010.8 译经与古人为伴,迄今快九年了。先攻圣法,复求智慧,如今这一本《新约》,是第三卷。本想如前两卷那样,作一篇序,附上释名、年表的。可是一稿下来,掂一掂,已经相当厚重,便略去了,将来另刊;只留一份简要的书目,供读者参考。这儿就谈谈译经的原理、大势和拙译的体例,或对阅览研习、查经解惑有所裨益。 大凡经典,都有层出不穷的译本,《新约》尤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学术在进步,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太教同早期基督教伪经及各派"异端"文献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耶稣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了解。《新约》各篇的许多译名、词语源流、人物史实乃至教义,都有了新的考释。前人的译本,从学术角度看,就需要修订甚而重起炉灶,推陈出新了。 其次是语言即读者母语的变迁。旧译之让人感觉"旧",一半是由于译文的语汇表达,跟读者的社会语言习惯和文学标准----广义的文学,包括形象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感情表述----有了距离,变得不好懂了,容易误会,对不上经文的原意。因此,旧译的订正、翻新,往往又是不得已的事。而且,译文既是原著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再怎么忠实顺畅也逃脱不了----除非译作有幸加入母语文学之林,脱离原著而自成一间文字殿堂,门楣上涂了天才的血,深夜大地哀哭之际,那专取头生子性命的毁灭者才会逾越不入(《出埃及记》12:23)。当然,这是在讲译家的理想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页79以下)。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建立,全球化经济体制和文化输出,催生了文化多元、价值开放、包容异见异端的大潮。从前传统社会,宗教或宗法信条是道德的基础;可是从启蒙开始,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如康德所言,两者颠倒了关系,道德反而成了宗教的基础。当今道德立场的多元趋势,就不免颠覆一部分传统价值,影响到人们对经…

诉前服务好 ——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

冯象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的做法,是建一个“民事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法官们说,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案件大量积压,“送达难、执行难、信访化解难”。现在变了,仿佛医院门诊部,挂号的先诊断一下,叫作“深度程序审查”,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敏感案件等,则疏导分流;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针对案件性质,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部门资源,推动“大调解”。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这么个双赢的局面,却有学者颇不满意。当然他们也是好心,时时呼吁,表达忧思,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什么是“正事”呢?在那些专家看来,就是坐堂听审,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一身黑袍,假发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细致的剖析,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轮流考问证人,辩驳事实。除此以外,都算“杂务”,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一句话,调解不可取,不是对抗式诉讼,也没有判决书,起不到“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郭小冬,页37)。 其实,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绝非停止法治建设,或者“开历史倒车”,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毋宁说,“大调解”复活“马青天那一套”,是“形势比人强”;是“诉讼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负,给逼出来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小产权”,恶性的强拆、自焚、警民冲突事件很少,谁能想…

黎明的左手

冯象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A.S. Byatt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Sa’ib语):   Awake! for 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 Has flung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