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培东

顾培东 1956年11月生,江苏建湖县人。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入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2005那年入选当代法学名家。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在过机关。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提前毕业并考入本校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初调入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先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体改委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院等职。1995年正式辞去公职成为职业律师。2000年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四川大学任现职。近三十年来,从事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并集中对于法治、司法以及经济改革中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独立或合作出版书(译)著十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大陆法系》(合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20篇文章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发表于《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当我们研究法律时,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神秘莫测的事物,而是在研究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是在研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使其可以呈现于法官面前,或者可以建议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免于卷入诉讼。 ——霍姆斯[1] 一、引言 2005年,邓正来教授发表了《中国法学向何去》一文[2]。此后的3年中,正来教授又以同类主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下统称“邓文”)[3]。邓文的发表,在法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认为,引起这种反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邓文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恢宏、甚而惊世骇俗的问题,涵盖着所有中国法学人的价值、利益和关切。面对“向何处”这一根本性的设问或诘问,任何一个法学人都没有理由不对邓文投过一束关注的目光,并期待从邓文中获得某种答案,潜隐地比对自己在前行中的方位。其二,邓文中的一些观点及其论证,留下了太多可以质疑的空间,从而吸引了一批关心中国法学命运、学术激情丰沛的年轻法学人,尤其是博士、硕士研究生(主要限于法理学、法哲学专业)对相关讨论的介入。[4]如果不是法学界多数主流学者(包括其理论观点受到邓文重点批判的学者)对邓文抱以“不相为谋”的态度,可以想见,邓文所引起的反响必定会更为壮观。 始自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法治的实践,把中国法学也带入到“显学”的地位;法学获得了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社会意义。并且,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中国的法治必定有其独到的性状与特征,建构法治秩序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多方面的创造与探索,这又更加凸现出法治实践对法学的借重与依赖。因此,在中国法学与法治实践相伴而行几近30个年头的当口,法学人对这一历程进行审慎的反思,检视一下自己脚下的道路,无疑是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正来教授正是看准这一契机,提出了“向何处”的问题,进而引…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发表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法律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思考,我所关注的是法治在实践层面中的具体状态,尤其是法治同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具体关系。[1]更直白地说,我所考虑的是,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认为,对此问题的回答,既不能依凭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既有实践,也不能借助于已或多或少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有关法治功能及意义的表达。这是因为,虽然法治是现化社会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想,但是,对普适性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并不能消除不同国家在推行法治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多种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法治的选择并不能逻辑地推演出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受惠于法治的具体活动。事实上,法治概念所蕴含的诸如公平、正义等积极意义往往遮蔽了不同社会成员在法治实践中实际受益的差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推行法治的积极动机下,可能存在着不同主体受益状态的严重失衡。 在法学视域中,社会成员在推行法治过程中的受益状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法律资源的实际分享。法律资源是指能够对主体产生利已效果的一切法律规范、法律程序以及法律活动。法律资源的分享状态,既体现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及欲求受到法律承认与保护的程度,也包括这些利益与欲求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的可能。相比之下,法律资源的分享状况更能够体现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实行法治过程中的实际境况与遭遇。因此,当人们对法治的认知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法治概念,社会成员开始从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去理解并辩析法治的功能与作用,尤其是当法律资源已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获取法律资源的多寡直接关乎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时,法律资源的分享便成为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至少,对法律资源分享状况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法治现实的把握与了解。 二、我国法律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的偏失 尽管无法用定量数据…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发表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20世纪末,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1]由此,司法改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笔者依据近10余年来对中国司法实践的感悟和体认,并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经验,从宏观上对中国司法改革提出一些思考意见。 一、中国司法面临的现实矛盾与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 中国司法改革是顺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回应新的社会要求而提出的。更具体地说,中国司法改革是为着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深层的现实矛盾而启动的。因此,认识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逻辑上必须以分析这些矛盾作为始点。 1.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仰赖空前加重,而司法难以承载这样的社会使命。 特定社会中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对社会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的分析加以说明。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Lindblom · Charles Edward)把交换(市场)、权威(政府及法律、军队等)、说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并藉此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统治类型。[2]与此相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 North)把国家(对应“权威”)、产权(对应“交换”)、意识形态(对应“说服”)作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以此作为考察社会变迁的依据。[3]假定这种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那么,从中国社会中这些要素的现实状态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化。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这一调整的基本趋势和走向是非公有经济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而国有或公有经济的比重相对降低。这种变化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无疑是积极…

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修改后正式发表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稿件。   一、特定的视角与问题提出的背景 司法与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司法机构所无法漠视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体系中,司法与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司法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谐调的重要标志。 然而,时下中国法学界所关注的并不是司法与传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联系。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在特定的视角中被认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讨论。更直接地说,法学界所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这一特定内容,并以此作为研究主题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其他联系不具有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也不表明法学界对司法与传媒的其他联系缺少热情和兴趣,只是因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具有更为急迫的需求,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的功利性考虑。 解说前述现象,自然会牵涉到提出传媒监督问题的实践背景。总体上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 虽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方略尚未形成,在此方面较多的工作仍然局限于民间层面上对各种方案与建议的讨论,处于实施中的一些措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和浅近性,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较为明确、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这就是:加强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民主性,更为广泛、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传媒监督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和取向而提出的。传媒监督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目标及取向的契合点在于:其一,传媒监督有助于增…

司法改革应反对绝对法条主义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906/41891182_0.shtml 2014年09月06日 23:05 来源:凤凰大学问   原题:司法改革中法学理论的作为与担当 9月4日,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为主题,20余位著名法学家发表主题演讲。凤凰网作为独家合作网络媒体参与全程报道,凤凰网大学问独家发布嘉宾演讲,与广大网友分享。 顾培东:现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10余年来,先后独立或合作出版《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大陆法系》等专著、译著10余部。 以下是顾培东的演讲内容:*   这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面上的改革也将随之逐步推开。毫无疑问,这一轮司法改革所取得的突破蕴含着法学理论界的积极努力。但我认为,总体上看,在这一轮司法改革中,法学理论界的参与度和贡献率都并不是十分突出,至少与我国庞大的法学理论研究队伍以及巨量的法学研究智识成果不尽相符。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顶层设计”为主要路径的本轮改革中,法学人参与的空间不大,机会较少,但更重要的是,法学理论在较大程度上疏离司法运作的实践,缺少对中国司法状况及其运行机理的实际把握,在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中,理论界往往提不出具有较高应用价值、能够为决策层和实务界所充分接纳的建议与主张。在法学界有关司法改革的理论讨论中,有些停留于诸如“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甚至“去政治化”等口号式的倡导;有些则照搬西方传统司法理论的某些结论;有些则偏重于对司法现实的批评而缺少应有的建设性。 必须看到,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基本定型或全面定型,使之成为现代司法文明中的一个独特形态;当代中国法学人能够参与到这场改革,是时代给予的机遇和宠幸,法学理论界不应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