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培东

顾培东 1956年11月生,江苏建湖县人。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入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2005那年入选当代法学名家。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在过机关。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提前毕业并考入本校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初调入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先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体改委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院等职。1995年正式辞去公职成为职业律师。2000年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四川大学任现职。近三十年来,从事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并集中对于法治、司法以及经济改革中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独立或合作出版书(译)著十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大陆法系》(合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20篇文章

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基于P县人民法院相关实践的分析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近10余年来,在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法庭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正逐步凸现出对人民法庭功能的需求,同时,人民法庭自身的条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地位与功能,把适当增加人民法庭的设置,合理调整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作为我国基层法院当下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本文通过对S省P县法院相关实践的分析,诠释了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重构的主要内容,并着重从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以及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特征这三个维度,对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重构的合理性及意义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正式发表于《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局面变得日益复杂。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中国社会所建立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朴素共识,已经不足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或融通人们不同法治主张的理念基础。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中自主性意识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特征的逐步明显,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以及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认识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尽管这些分歧常常潜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中,但就实质而言,分歧的主线仍然在于:是趋从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模式,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创性、自主性法治道路。而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又进一步引发了对中国还是不是在(会)走法治道路的质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个方面内涵[1]的确定,表明了决策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表达了决策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与诠释,同时也是对中国是否坚持走法治道路以及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明确回应。然而,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不应止限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这是因为,任何法治理念的提出,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威权,都不可能象法律制度那样产生“令出即从”的效果。特别是在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或对法治某些特性的描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人们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在全社会得以确立,不仅要进一步取得社会成员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广泛理解与感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而且全社会各方面对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法治观亦应有深刻的反思和充分的省察。 进一步看,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中,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

人民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的构建——以C市中级人民法院实践为样本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正式发表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人民法院认定为我国司法审判的主体,那么,作为审判最终产品的司法裁判是如何在法院这个由多个成员组成、具有明确的层级化设置的拟制人格主体内部生成的?换句话说,法院内各个主体、各个层级在审判活动过程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对司法产品的最终形成又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更富有意义的问题是:法院内部各主体和各层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样态参与审判活动与实施审判行为,才能有效地保证司法产品质量,[1]并且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产品的产出能力?[2]所有这些,都是各级人民法院日常面临并直接关及司法功能与审判成效的根本性问题。然而,客观地看,所有这些,也恰恰是人民法院在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着力解决而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前述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缺少必要的制度性资源。[3]无论是宪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各类程序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各种规则,都未能为法院内部的审判运行提供系统而明确的规范性依据。一方面,各种制度尚未能细及法院内部审判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对于丰富而复杂的审判活动,现有的各种制度和规则显然过于粗疏,一些关键性活动或环节尚无据可依;另一方面,虽然各种制度都建立于对法院内部多主体、层级化构成的明确认知,但往往仍然把法院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对法院内部多主体、层级化的构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主体意志的非一致性、甚至利益的多元性鲜有顾及。不仅如此,各种制度通常以单一案件的处理模式为实践背景,舍去法院总是同时面临很多案件这一客观事实,从而也忽略了由此而带来的法院整体审判运行的复杂性。二是法院审判运行无法简单沿用其他机构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一般说来,任何机构都会面临如何处理机构与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但…

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正式发表于《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和妥切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1] ——[美]E·博登海默   一、引言:我对能动司法思考和研究的过程 叙述我对能动司法思考和研究的过程,是因为这一过程大致可以表明我对这一主题研究意义的认知。2008年下半年,我明确地感受到法学界(事实上不仅限于法学界)弥漫着一种对我国法治前景的焦虑与担忧的情绪。这种情绪显然同那一时期最高法院出台并实施的一系列新政[2]相关。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中国法治看司法;中国司法看法院;中国法院则看最高法院。因此,当最高法院所出台和实施的这些新政多少有些悖离人们对中国司法的想象与期待,并与人们观念中理想的法治模式渐行渐远时,对中国法治前景的焦虑与担忧则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这种状况激发了我探索潜隐在最高法院新政背后的心迹、梳理最高法院发展思路与脉络的愿望。为此,我在学生的协助下,对其时所能收集到的最高法院的各种文献(包括司法解释、司法意见、工作部署、领导讲话以及最高法院《公报》所公布的案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以此为基础,集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一过程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或结论是:中国司法所依循的是一条能动主义的发展主线。虽然其时最高法院的各种文献中并未直接使用“司法能动”或“司法能动主义”这样的语词,但通过司法理念、司法政策、司法解释乃至司法判例等,最高法院已经向社会明确地昭示了其追求能动主义的愿望与情怀。以适应中国国情、因应时代变化、回应社会需求以及响应执政党政治倡导为主旨的司法取向,所体现的正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一般性状与特质。为表达这种认识,我开始撰写相关论文。[3] 然而,我在论文写作即将过半之际却中辍了此项工作。促使中辍的原因在于,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产…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文章修改后正式发表于《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文。   一、引言 迄至现今,我国推行法治的实践已经历了30个年头。30年来,我国法治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不容回避的是,30年后的当下,我国法治事业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较为困惑、实践中无法绕开、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似乎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具体国情的高度强调而对西方法治理论与制度作出的反思,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西方法治中的一些理论或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西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究竟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哪些是需要远拒的?更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是,西方法治模式是不是我国法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是基于观念中某种法治信念而对近些年我国法治实践提出的质疑,相应的问题是:决策层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不同于西方法治的经典理论,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法治基本价值的否定?“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样的司法取向以及相应的实践是不是符合法治的原理和原则?更进一步的疑虑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坚持走法治道路?这样一些事关宏旨的是非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法治事业正处于一个关键性时期。 从宏观上把握我国法治的现状,我认为,我国正经历着法治进路的重要转型,[1]具体说就是:我国法治正在从以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为取向的追仿型法治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基本目标,立足于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自主型法治进路。前面所提及的这些问题都与这种转型密切相关,都产生于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激荡、观念冲突以及认识分化,因而都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法治进路转型来认识,或者从法治进路转型这一角度给出回答。 虽然自主型法治进路是我国过去30年法治实践的进一步延续,但这一法治进路的形成和确立,仍然牵涉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