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培东

顾培东 1956年11月生,江苏建湖县人。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入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2005那年入选当代法学名家。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在过机关。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提前毕业并考入本校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初调入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先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体改委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院等职。1995年正式辞去公职成为职业律师。2000年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四川大学任现职。近三十年来,从事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并集中对于法治、司法以及经济改革中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独立或合作出版书(译)著十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大陆法系》(合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19篇文章

顾培东: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法学理论对于法治实践的敏感度及涵摄力;问题意识是法学研究或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主要媒介。当下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缺失,与我国法学研究及法治进路的双重转型相关,也与法学学科的特性、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及对待法治现实的态度密切相关。提升问题意识需要推动法学理论研究者法治共识的形成,强化对法治运作实然状态的了解,善于把法治实践的“问题”转化为法学理论研究主题,同时要保持对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合理导向。

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社会成员法治共识的缺乏,是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社会成员在法治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于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差异。理想主义法治观可分为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实用主义法治观可分为朴素的实用主义法治观、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实用主义法治观。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形成及分歧,与法治知识传播和交流中的智识屏障直接相关,这些智识屏障造成了社会不同层面对法治本相了解的失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治观念的差异。为此,应通过法治的再启蒙,强化全社会对于法治基本知识或法治本相的了解与认同,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全社会法治共识的形成。

顾培东:增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实效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治现代化是当代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然而,由于各国国情特别是各国法治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间法治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看,法治现代化应注重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明确法治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现代法治发展的基本实践及趋势表明:一方面,法治没有统一的模式,西方的法治模式并不是各国的唯一选择,各国法治的创立或发展也不可能通过移植或输入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治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联系更加紧密,法治发展更趋向于追求国家或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实效性,亦即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化。这样,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以现代法治发展的基本实践和主导趋势为参照,进一步明确我国法治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并在此方面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对法治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保持清醒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并且从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二是更加重视法治与国情的适应性,重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际效果,在尊重法治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有效处理法治发展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从既往实践看,特定国家法治的形成、发展、成熟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体制、制度的建构和完善需要长时期的经验积累,社会成员法治意识、法治理念以及全社会法治文化、法治氛围的形成也需要长时期的培育。在不同时期,法治自身所显现的状态以及所承载的社会使命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法治历时性经历或解决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却需要共时性地面对。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和处理因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比如:先进的法律制度与相对滞后的法治文化建设的矛盾,严格的程序化法律实施和运作方式与…

顾培东: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重大步骤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顾培东   本文从四个方面理解和把握《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主要精神和内在机理:以权力重心下移为取向重塑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力格局;以规范审判运行秩序和合理配置审判资源为目标明确各主体的职能与职责定位;以保持法院对审判活动的整体控制力为前提实施并强化审判的监督管理;以权责相符、主客观统一为原则建构审判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法制建设恢复以来,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正因为如此,对于人民法院而言,这一轮司法改革,不仅面临着解决实践中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现实任务,更承载着推进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基本定型并趋于完善的历史使命。《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的出台,在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虽然《若干意见》以法院司法责任制为主题,但基于司法责任制在审判运行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因而其内容实际涵盖了人民法院审判运行的方方面面及整个过程,由此也奠定了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架构,描绘出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图景。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若干意见》的主要精神和内在机理:     一、以权力重心下移为取向重塑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力格局   在以人民法院作为审判主体的既有制度前提下,审判权如何在法院内各主体之间配置,这是确立中国特色司法审判制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十余年来,在此方面,制度及实践层面上都有一些反复,但迄至现今,总体上说,作为审判权核心的裁判决定权,仍然主要集中于院庭长及审委会之身,至少院庭长及审委会对裁判结果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终极性话语权。这也是当下饱受各方面诟病的“审而不裁、裁而不审”现象。《若干意见》最为突出的举措在于,依据“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和理念,坚持以…

顾培东:中国法治建构有巨大分歧急需经典著述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当下中国法学人应建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特别是对当代各国法治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保持充分的了解,同时对中国国情因素与法治实践的关联性保持透彻的把握,并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真诚的对话与讨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把法学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力量聚焦和集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之上,尤其是最尽快推出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定权威性、经典性的理论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