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朱苏力,笔名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法学学士,考研成功;但放弃并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法学院副院长;2001年任法学院院长;2010年卸任。

24篇文章

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在思想和学术的市场上,我相信的是自由竞争,这场竞争已经开始。社科法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以有说服力的简单便利的理论,以及有效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争夺法律学术的和法律实践的受众。而时下社科法学的最大问题是,特别是在诸如刑法和民法这些领域在司法实践上同法教义学竞争时,社科法学还没有拿出足够数量且更令法教义学者信服的学术成果,拿出来的至少还不像拉伦茨、考夫曼、李斯特那样令中国的法教义学者信服的成果。因此,社科法学学者必须持久努力,更要做好与法教义学竞争的准备。

苏力:宪制的军事塑造———中国古代宪制之六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本文集中从理论层面考察、分析和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宪制/构成的影响。除历代均通过军事完成中国的统一外,与军事有关的宪制问题至少还有:新建立的王朝如何稳妥实现从武功到文治的宪制转换,农耕大国和平时期的军制和军备,以及在和平时期如何有效选拔、规训杰出的军事将领。与宪制紧密相关的另一重大军事问题是如何防范北方游牧文明的南下,确保中原农耕地区的和平和安定;而在这一视野下,无论是否成功实现了其建造意图,长城都是稳定和维系历史中国的一项宪制。鉴于军事的宪制重要性,文章最后简单分析了为什么这一毋庸置疑的重大问题如今在当代西方宪制研究中却被淡化甚至退隐了。

只是与写作相关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谈不了什么写作,只能根据个人经验,谈一些或许有助于写作,其实更多是社会科学或法律/法学写作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两件事对于写作很重要:第一是你得真有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说,要有点干货。第二,写作者一定要有读者/受众感,知道自己是在同谁说话,因此,写作在我看来更多是在交流。写作的其他方面都与这两点相关,也受制于这两点。 一、言之有物 第一点,就是要“言之有物”。这个“物”在传统中国经常是写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避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注意,辛弃疾说的是年轻人在特定时期感情空虚、造作或多愁善感,这成了他要表达的“物”)。但现代以来,我们的写作表达有了很大变化,甚至是根本的变化。大致说来,就是孔子概括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很多,我自己的胡乱解释就是,最早的写作大致是“诗言志、歌咏言”,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不一定是为了同他人交流,因此也就不大考虑其社会价值,没有什么社会功利性;但逐渐地,由于这种表达对他人有价值,因此写作就从表达自我转向了社会交流,学问或写作的功用就变了。人们也就开始从社会角度来评判个体的一些写作和表达了。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写作上,更为显著。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法律人,其职业的或学术的写作往往就只是为同别人交流,必须对社会当中的某些人,有时甚至可能就是一个人有用,才值得写。而学术发表,就是理论上假定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对学界的一些人会有用,有时还会与更广泛的受众交流。而这些文字,通常不是要受众知道你有什么主观感受,有什么看法,而是你能有什么对别人有价值的信息、思考或发现可供他/她们分享。换言之,写的东西即便是完全个人体验的,也一定要有一些超出了写作者个体经验之外的意义,有时甚至应当具有更普遍一点的意义,诸如科学发现。在我看来,这是“今之学者为人”成为现代社会之必然的最大社会历史语境。人们有理由要求写作者有点干货、重…

阅读的衰落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者按: 1月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相信阅读的力量——北京大学法律图书宣讲会”有幸邀请到了朱苏力、陈兴良、陈瑞华三位教授畅谈”看书、读书与做书“。我们将这场别开生面的精彩演讲整理成了文稿,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今天推送的是朱苏力老师以”阅读的衰落“为主题的精彩演讲。 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是阅读的衰落。阅读正在衰落,因此对整个出版业,包括我们学者写作都提出了一些挑战,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特别悲哀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衰落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书写得不好,或者书出版的不好,事实上是越来越好了。而阅读衰落,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社会需求的降低。为什么社会需求降低?大家会问,现在人们文化水平高了,读书人多了,为什么反而降低呢?这实际上是社会转型了,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教育普及了、文化普及了,生活总体上不那么艰难了,因此在这时候,表面上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反而知识不太容易改变命运。 一旦教育普及了以后,我们就发现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其实不是知识。知识普及了以后,在知识量上大家都差不多,真正能改变命运的可能是天分,是你能否足够敏感去发现问题,是否具有创造力、想象力。马云有多少知识?他的知识量也许没有我们在座的人多,但是他可能很敏感,极具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有个人修养,有良好的家教和家庭背景,包括信誉。所以,我首先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如何改变。我不认为靠阅读获得知识能够改变多少人的命运,几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因此这时候知识不太有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抱怨读书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能够改变命运。 苏力教授于“2015年北京大学法律图书宣讲会”。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阅读的收益降低了;另一方面阅读的成本也在提高,实际上现在阅读比过去更难了,为什么呢?这里的成本不是购买图书的成本,而是机会成本。比如,时间更值钱了,同样的时间可以去…

法律的经验研究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作者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一年,之后又主动申请到西藏支教。在新疆与西藏工作期间,对当地的风土民情进行过考察。在西藏期间,写成《藏区的一妻多夫制》一文,后发表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是作者参加2013年11月云南大学“‘法律的经验研究’高级研修课程”(即第一届社科法学研习营)的授课文字实录。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与应用》(王启梁、张剑源主编,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