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朱苏力,笔名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法学学士,考研成功;但放弃并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法学院副院长;2001年任法学院院长;2010年卸任。

24篇文章

苏力答问:依法治国不能只想着依法,却不管治国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编者按:苏力当过兵,言谈中慷慨激烈的家国情怀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讲究理性行事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学界,他多少显得有点“非主流”,所以经常引起一些争议。不过,这些并未影响他在学术道路上的高歌猛进。虽然已经年届六旬,但战斗力不减反增。5月8日上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作为宪政的齐家”的演讲,下午又在华东政法大学发表了题为“探寻良法”的演讲。从华师大闵行校区到华政长宁校区路程不算近,时间又赶得急,上午的演讲十二点结束,下午的演讲一点半又得开始,中午饭只能在车上啃一点面包。啃完面包,就开始翻看讲稿,为下午的演讲做准备。演讲在华政的礼堂,礼堂很大,是华东野战军刚进入上海时的司令部驻地,足够容纳上千人。但下午基本上座无虚席。而且,这也不是苏力第一次到华政演讲,仍然有很多人到现场聆听。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后,进入问答环节。而这一天的问答,至少在旁观者看来,有点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的味道。提问都很尖锐,甚至不乏挑衅性的问题,但苏力都一一作答。用苏力自己的话说,他说的很多话可能政治不正确,但学者如果都只能在政治正确的圈子里思考,那要学者干什么呢?学者就必须思考一些政治正确之外的问题,才能对其他人有所启发,对学术有所贡献。

苏力:作为制度的皇帝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 ——《吕氏春秋》[1] 向公众提一个问题:“你是愿意受一个国王的统治呢,或一部宪法的统治?”这个问题就成了“你是愿意接受你能理解的方式的统治,还是接受一种你不懂的方式的统治?”法国人会说,“我们愿接受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个人来统治,而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许多人的统治”。 ——白哲特[2]    一.问题的界定 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废弃了皇帝制度,理所当然。但作为一种宪制/政体,世袭皇帝为何并因何发生?仅仅源自历代王朝开国皇帝"家天下"的私欲?从经济学理论上看,仅仅个人私欲不足以构成一个长期的制度,除非这种私欲与某些社会需求吻合,有某些社会的功能。因此,帝制可能有什么社会的功能吗?以及对于谁的功能?仅仅对皇帝吗?而作为制度,其利弊究竟何在?哦,首先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它还曾有过"利"吗?但最重要的是,今天还有必要并因何要关心这样的已经过去了的问题? 在现代中国持续了100多年的有关民主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在一个从理论层面看本应最激发人们自由思考的时代,古代中国的这一重要制度,除了接受抨击批判外,几乎成了政治学、法学界研究不允许有其他答案的问题。皇帝成了中国的罪恶、愚昧的代表,是近代落后挨打之渊源,是两千多年来摆满中国悲剧的那张茶几。尽管已废除了100多年了,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对于帝制都没有记忆,而一遇到某些社会问题,还往往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不仅是政客,还常常包括大大小小的知识人,不管有没有根据,有多少根据,总是先拖出皇帝鞭尸,然后就摇旗获胜打道回府了。 如果只是智识的无能,那不是问题,人们有权愚蠢--所谓智慧也许只是一种"极精炼的愚蠢"(罗素语),也有权不思考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不管什么人认为重要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更可能是一种智识的危机。它表明,尽管告别帝制已经100多年了,告别革命也已30多年,但中国当代社会的…

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们应当想事而不是想词。    ——霍姆斯[1]  我偏爱例外。    ——辛波斯卡[2]    本文试图重构古代中国必须应对的、对于构成古代“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本文所说的宪制问题。也许许多法律学人会认为宪制问题不过是今天常说的宪法问题换了个名;其实很是不同,在历史上甚至根本不同。这里就先说一句,今天所说的各国宪法都是本国的制宪大会或类似立法者颁布的,但本文关心的问题则是,这个国家是如何构成的?为什么覆盖这些地区或人群?后来被称为立法者的那个人或机构又是如何成为立法者的?诸如此类。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思维足够细致严密,就会发现,本文讨论的这些我称之为宪制问题的,必定是宪法之前的或“前宪法的”政治问题;只有国家已发生,制度已确定,才可能出现今天的宪法学者关注的宪法问题。设想自然状态下,是否会有言论自由或正当程序问题? 提出和讨论古代中国宪制问题会让一些人很难接受,至少很纠结。但问题并不是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宪制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定义问题,然后就是经验证据多少的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说,问题是古代中国不应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宪制,这是一个规范问题或价值问题,尽管其实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这就会冒犯他们的信条和利益:宪制或法都是现代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专制。更何况如果接受古代中国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只要这个骆驼鼻子进了帐篷,骆驼就也会进来,这就必然导致至少是有些国家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因此就要求有不同的宪制措施应对。普世宪制就动摇了。而为了坚守这最后的防线,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守,即拒绝古代中国宪制问题这样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白兔问题。 本文首先从区分宪法和宪制进行理论上论证,为什么,对于至少有些文明国家,其必须应对的宪制问题是不同的。但理论和逻辑分析和论证说服力是不够的;第二到第四部分会分别以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到近代英国,以及美国的宪制实践为例,试图表明至…

苏力: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精英政治的考量贯穿了中国古代宪制。但在古代农业大国,实践精英政治的难题并非伯乐发现千里马的问题,而是,并一直是,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选拔精英。必须逐步形成和建立全国统一的选拔制度;为保证选拔的可比较性,借助的是标准化容易偏重于知识考察的文字考试,作为补充,古代中国还一直注重对精英的能力考察和培养。大国,疆域辽阔复杂,民族族群众多,文化多样,利益也多元,古代的精英选拔还有着某些地域考量,至少在科举制中已经以制度化的方式嵌入了这种具有代议性质的政治考量。

听苏力最新讲座:好思想又岂在朝朝暮暮(附苏力校对演讲全文)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苏力教授在演讲现场 (注:本报道和演讲稿均经过朱苏力教授亲自校对并授权观察者网发表,照片由中信大讲堂提供。苏力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转告读者:网上流传的速记稿错误颇多,请以此稿为准。)   【观察者网北京报道】“我觉得演讲就应该站着。”3月27日仲春之夜,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堂,朱苏力教授以这句开始了【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第一讲,主题是《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当过兵,做过工,60岁的苏力依然精神头十足。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洪七公”式人物,中国本位法治的思考者,当晚演讲风格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其言虽陈,其命维新。 说陈,只是因为其主要思路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里都能找到。说新,是因为比起流行的教条,依然显得“新”。放在今天中国的大形势下,越发显出生命力。此番演讲,苏力也针对近年来的新情况做出了新回应。 开宗明义,苏力教授宣布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法治?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会需要法治?第三,中国法治今后面临的问题,以及前景预测。 什么是法治? 我们是一个从来就缺少法治的国家吗?我们可能照搬他国法律吗? 苏力今晚反复强调的是,大家不要一想到法治就是要求政府出台这个法那个法,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缺一不可。 “我们现在讲法治,好像只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法治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整个社会的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 “从经济学上来说,国家管制经济生活不能过多,国家对社会生活同样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留下广阔的空间让社会生活富有活力地形成自己的规矩。” 这段话很容易令人想起哈耶克的观点。苏力曾经专门批判式地阅读哈耶克著作。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就曾说道:“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