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朱苏力,笔名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法学学士,考研成功;但放弃并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法学院副院长;2001年任法学院院长;2010年卸任。

21篇文章

苏力:司法改革的知识需求——波斯纳《各行其是》中文版译序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各行其是——法学界与法院》一书是波斯纳审视美国司法制度的第三本著作。书中认为,司法界与法学界的“各行其是”是导致美国当今司法实践困境的重要成因。尽管此书中的种种建议甚至未必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因此更不可能有效回应中国的问题,但此书提出的问题,以及波斯纳切入问题的视角和展开的分析还是应当引发中国法学人的关注。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尤其应当适度地调整知识需求和储备,将司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以此才可能改善中国的司法,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人(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4]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5]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说,我的著作屡屡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司法的影响,包括党组织对某些案件的干预。特别显著的是第一编,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层面讨论了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对司法制度的各类影响。 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通过一个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国基层社会延伸视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内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如何干预了司法的运作;第三章“审判委员会制度”则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种政治的功能,防止腐败、统一法律适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党委在内的各种地方政治的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以及运用法院的社会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带来的司法判决的执行难等等。 第二章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一个关于通奸/强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关于社会调查中的权力流变,也都有大量的有关司法与政治的分析。 第三章我的这些分析肯定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我也没有事先征求阿帕汉教授或其他外国教授关心哪些“政治”问题,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满足他们的各种预期,甚至可能是相互…

苏力:问题意识:什么问题以及谁的问题?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想象、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最多创造法治的理论。因此,要以普通人的立场和视角来考察和理解来自于中国社会的经验。问题意识应当包括:关注法律学术研究的社会后果会推进何种利益,某个命题会代表了谁的利益,并以此结论认为这是谁的问题。务实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关注的是社会实践的后果和社会格局的变化。有实践意味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法学人的问题意识,也是真正法律人的问题意识。

苏力:既然当了和尚,那就撞好自己的钟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祝贺首届中国法治论坛开幕,并预祝成功。 同时,作为第一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获奖者之一,我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包括批评——支持我的学界朋友和同志,首先是但不仅仅是法学界的;还要感谢广大的读者。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对中国社会和法学的忠诚、自信、好奇和敏感,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追求理论的一般化,拿出更多像样的学术产品。 说到像样,是因为,尽管敝帚自珍,我却对自己的包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内的诸多著作,并不那么满意。这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在修订版的《序》中,我就曾概要指出了该书错失甚或避开的一系列学理问题;而是始终纠缠我的、11年前我在《自序》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如果说11年前这个问题还不那么明朗,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前天晚上,我看到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2007/1/13),封面故事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黎明”,作者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讨论中国威胁,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和宏观分析,讨论“中国世纪”(the Chinese century)的到来。我并不把这些分析和断言都当真,只是再一次感到,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我们的历史责任。 责任是双重的: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法治;然后,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还有中国法学。 中国的法治任务艰巨,首先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变革。空前在此并非一个修辞,而是各种制约条件决定的: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56个民族,50%几是农村人口,同时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完善、现代化、快速的社会变迁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但自然资源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和平崛起——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互惠的国际贸易来发展,外部还有诸多大国的猜嫉、担心和限制。所有这些制约与其他发达国家社会转型时的制约有明显不同,这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苏力:齐家:男女有别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1] 一.问题或麻烦 在历史中国以“齐家”之名概括的农耕村落组织和治理中,父子和兄弟关系占据了核心位置,一纵一横,交织构成了村落组织秩序的支架。但这两种关系的共同致命缺陷是无法自我再生产,因此无法独立持续。这两种关系的再生产都必须依赖,且完全依赖,男女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尽管传统农耕村落的组织治理一直不依赖男女关系,有些儒家经典中甚至全力将女性边缘化和排斥,[2]农耕村落社区的发生、演变以及本文特别细致分析论述的稳定还是必须依赖男女关系。 是男女而不是夫妻关系。因为所有夫妻关系都源自男女关系,也因为男女关系太复杂了。父子兄弟关系几乎全是生物给定的。偶尔的抱养(收养本家兄弟的男孩)也有血缘关系。毫无血缘关系的收养在农耕村落间很难发生,因此罕有所闻,尽管在古希腊屡有传说。男女关系中有给定的,如兄妹或姐弟,如母子或父女。但引出无数麻烦甚至重大风险的往往是那些没有或极稀薄血缘联系的男女关系。因为这类男女通常更适宜经婚姻结为夫妻,繁衍更健康的后代。但其积极正面的社会功能不限于此。“合两姓之好”也是传统农耕时代构建超越村落建立更大地域社群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因此被人们充分利用,无论有意无意,用来化解或缓和各种社会冲突,如村落、家族或宗族间的世仇,典型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是历史中国的民族和亲。但就历史中国的基层组织治理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男女关系才可能不断创造令农耕村落社区得以组织定型的经(父子)与纬(兄弟)。 男女关系不仅是人类各种天然关系中最强有力的,也最具创造性。只是没人许诺,也没人能保证,创造一定是改善、发展或进步。真实世界中的创造从来就是永久、全面、彻底地改变原有格局!换种说法就是颠覆。创造性越大,颠覆性越强。是创造还是颠覆,没有标准定义,完全取决于卷入其中的评断人的立场和视角,取决于他/她们的利益盘算以及前后的利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