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朱苏力,笔名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4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法学学士,考研成功;但放弃并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9年任法学院副院长;2001年任法学院院长;2010年卸任。

24篇文章

苏力:提升中国法学的研究品格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发展,也必将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经济、科技上领先的国家之一。伴随着发展,我国的国家制度体系、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也呼唤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上的革新。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今在许多领域都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大量新问题,已经没有可能直接搬用外国经验了,学者们必须自己进行思考、提供答案。 这就要求我国法律学人,不论是否准备好了,都不得不应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无论是否有勇气,都要在这些领域内对法治实践进行开拓性研究。因此,在思考法律运行实践中的新问题时,学者就不能仅运用以往积累的概念、语词或教义,还要注重从经验层面切入,发现隐藏于概念背后的、实践的与经验的观念和理论。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乃至整个国家治理层面,学者都需要提升问题意识,针对我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新情况进行新思考,推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法学成果,以此来提升中国法学的研究品格。 资料图/视觉中国 比如,当前大数据技术应用日益广泛,这一技术应用也会使法律规范发生变化。在一些法律领域,未来以大数据和算法作为依据,而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经验来制定规则具有很大可能性。 传统的法律规则可以说是一种类型行为简化的抽象,虽节省信息,但并不十分精确。为避免僵化和教条,相应的法律制度还会给执法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大数据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令计算能力和信息都不再像先前那么稀缺,算法的精确和灵活可能引发一些领域规则的改变,且算法本身作为规则也可能兴起。换言之,更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则有可能多起来。例如,针对个体的行为矫正、制裁和惩罚,针对特定公司、组织的规则等,会出现更细密的区别对待。当然,这种区别有道理有根据,不是随性任意的。 运用大数据进行法律规制的另一特点是,虽基于过去,但会趋向未来、预测未来。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实践,司法判决会…

苏力:公民权利论的迷思 ——历史中国的国人、村民和分配正义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历史中国未产生公民概念,这并非一种智识上或制度的“缺失”。公民概念是城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权,也是一种区分/歧视。在农耕大国,除极少数政治文化精英外,普通百姓通常只是作为历史中国的自在但并不自觉的成员——国人,同时也作为其生活村落的更为活跃的成员——村民,这种身份制度是大国的必然。虽然没有公民以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制度,历史中国也还是以独到的方式大致公正系统有效处理了百姓在国家和村落这两个共同体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只是没有依据公民个人权利的概念或话语体系。

苏力:历史中国的经济构成与整合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小农经济不会自然趋向形成疆域大国,但治理黄河以及抗击游牧民族令中原农耕区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疆域大国。这个吊诡迫使历代王朝,除其他军政文化措施外,必须利用经济手段来勾连趋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各地,以利益交换来构建和整合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的超级经济建设,鉴于各地资源不均、民营商业唯利是图而不得不由国家推动全国性的资源调配,以及因农业税收不便转而以官营来筹措国家财政资金,包括协调物价和盐铁官营。国家干预经济通常不如民间商业经济效率,也难免时有官员贪渎,但即便如此,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明智和选择性干预对于历史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构成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可谓是历史中国实在的经济宪制。

苏力:司法改革的知识需求——波斯纳《各行其是》中文版译序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各行其是——法学界与法院》一书是波斯纳审视美国司法制度的第三本著作。书中认为,司法界与法学界的“各行其是”是导致美国当今司法实践困境的重要成因。尽管此书中的种种建议甚至未必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因此更不可能有效回应中国的问题,但此书提出的问题,以及波斯纳切入问题的视角和展开的分析还是应当引发中国法学人的关注。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尤其应当适度地调整知识需求和储备,将司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以此才可能改善中国的司法,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人(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4]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5]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坦白地说,我的著作屡屡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司法的影响,包括党组织对某些案件的干预。特别显著的是第一编,我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层面讨论了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政策对司法制度的各类影响。 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通过一个案例,把司法制度在中国基层社会延伸视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下延伸;第二章“法院行政管理制度”分析了法院内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如何干预了司法的运作;第三章“审判委员会制度”则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诸多功能,其中包括了各种政治的功能,防止腐败、统一法律适用、有限度地抵制包括地方党委在内的各种地方政治的不恰当的干预和影响,以及运用法院的社会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克服因其他制度的缺失而带来的司法判决的执行难等等。 第二章在其他各章,例如第七章有一个关于通奸/强奸案的分析,第十章中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分析,以及最后关于社会调查中的权力流变,也都有大量的有关司法与政治的分析。 第三章我的这些分析肯定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我也没有事先征求阿帕汉教授或其他外国教授关心哪些“政治”问题,即使征求了,也不可能在一本书中满足他们的各种预期,甚至可能是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