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1940年生。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30篇文章

建立“历史社会法学”新学科的初步设想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今天在国内各大法学院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舶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法学。它从基本前提("权利")出发,通过紧密的法律逻辑,演绎出各个不同部门和条文,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前后一贯的整体。它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可以像希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那样,从几个公理(axioms)出发,凭推理得出真确的定理(theorems),而后通过逻辑而应用于任何事实情况。 在国外,这种法学尤其可见于德国的"形式主义理性"法学传统(Max Weber),也可见于美国的"古典正统"法学(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两者都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 但是,形式主义法学也有明显的缺陷。它偏重理论和概念,试图把法律从其社会环境中完全抽离出来;它偏重法律条文,可以无视司法实践;它认为法律是普适的,可以完全独立于经验和时空。正因为如此,在德国和美国,都兴起了与其对抗的不同法学传统,例如德国(和奥地利)的法社会学(Rudolph von Jhering, Eugen Ehrlich)和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Oliver Wendell Holmes, Roscoe Pound, Karl Llewellyn),以及由其衍生的法社会学和"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它们的重点在于强调法律和社会的相互关联,认为法律和社会是互动的。其后更有为异常、另类和弱势人们争取法律空间的互动主义"interactionism"理论之兴起(Howard S. Becker)。在1970年代之后,更有带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批判法学"(Critical Legal Studies)之兴起(Roberto Unger, Duncan Kennedy)。这些理论传统的共同是拒绝永恒不变和超越时空的普适法律,强调法律是与社…

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工人”、“农民”和“劳动法律”话语其实已经导致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层误解。本文论证了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 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黄宗智 高原: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在缓慢上升约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见下文)。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则直线上升,2012年达到5300万吨,大约是该年中国自己生产的1300万吨的四倍。这意味着中国大豆消费总量的80%是进口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而且直至1995年,中国消费的大豆基本由国内生产提供。如此短期之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像有的观察者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国外跨国资本凭借转基因大豆入侵和倾销,从而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中国政府则因加入世贸组织,迫不得已而委曲求全地接纳了损己利人的关税和贸易条件,由此协助外国跨国公司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还是简单因为高科学技术的优质转基因大豆压倒了中国的天然大豆,反映的是农业必然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的全球趋势?还是另有别的更根本的原因?   2013年9月7日,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发起活动提倡公众“品尝”转基因食品,自称是一项“科普”工作,引起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激烈评击,导致两人的“五轮激战”,一时转基因食品问题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其中大豆问题特别突出。(《方舟子VS崔永元——就转基因问题微博五轮激战》,2013)方舟子主要从科学主义和现代主义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在同一时段,王绍光、严海蓉等知名“左派”学者则主要从反对跨国资本和提倡民族主权角度出发来论证转基因食品对小生产者、中国农业和相关产业所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同时也把问题纳入长远的食物安全和环境污染框架内来进行讨论(王绍光,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3;佟屏亚,2013;李鹏,2011;郭于华,2005)。本文重点论证了未曾得到双方重视的两点:一是当前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逻辑;二是中国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     一…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黄宗智 龚为纲 高原:“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最近几年一组优秀的中国社会学学者率先争论,中国社会和治理的关键机制已经从之前的“单位制”转化为“项目制”。他们大多认为,这个治理“转型”代表的是现代化和合理化,包括专业化和技术化,是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治理的演变。本文论证,在实际运作中,“项目制”所遵循的其实是另一套逻辑,是逐利价值观下所形成的权—钱结合,主要展示为“官商勾结”。这个机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也促使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并已初步凝固为一种坚韧的治理体制,亟需警惕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