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1940年生。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30篇文章

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同时具有权利和道德理念,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展示着三种传统—来自西方的移植、古代的传统以及现代的革命传统的混合。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几种传统的并存下,这三方面如何协调或融合?我们从其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对中国法律的未来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本文从过去的经验例子出发,探索和反思其中所展示的逻辑,由此试图勾画一幅符合未来需要的图景。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中国未来的法律不一定要像西方现代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可以同时适当采用中国自己古代的和现代革命的传统,从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本位出发,依赖道德准则而不仅是权利观念来指导法律。同时,沿用中国法律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实用倾向。长期以来,道德与实用的结合,加上近百年来从西方引进的权利法律,同时塑造着中国的法律体系。 本文先从这个角度重新梳理(笔者过去研究的)传统和现代民事领域的调解制度、离婚法、赡养与继承、侵权法以及(最近的)取证程序改革,进而讨论刑事领域中国内法学界最近争议较多的刑讯逼供和刑事和解问题,通过实例来说明中国法律体系如何协调中西法律以及其所包含的道德、权利、与实用三个维度。其中,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既有错误的,也有明智的抉择。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法律体系在近百年的变迁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综合中西的大框架,既可以容纳西方现代法律的优点,也可以维持中国古代传统以及现代革命传统的优点,借以建立新时代的中国法律体系。 一、调解制度   中国从古代贯穿到现、当代的调解制度一直都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比较突出的组成部分。与从个人权利出发的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不同,它从人际关系出发,所强调的不是个人权利的维护,而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它不会像西方权利法那样,过度强调对错,把即使没有对错的争执也推向对抗性的必分胜负。它是一种倾向于妥协和忍让的体系。(当然,它的劣处是会对明显的对错采取含糊的妥协。)它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负方的赔偿或惩罚,而更多…

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改革30年来中国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应该说明,关于国家体制的正面探讨比较少见。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思考,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     一、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是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不可能克服。在党—国集权制度之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要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则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20世纪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是其最具体的体现,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 + 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像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之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