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1940年生。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30篇文章

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的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文章强调,学术研究首先要摆脱意识形态,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和绝对理论。要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应该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在认识论上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的传统,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中提炼分析概念,摆脱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偏激认识论,并同时吸纳西方的实践历史所包含的真实现代性。

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人们通常在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或支配/从属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来理解非西方民族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但是,用这样的二元框架来理解文化领域是否适当?与民族国家不同,文化是超越国界和军防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文化要比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更具容受力、更能与“异己”相互作用。本文用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双重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之中——来显示两种文化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潮流共同促成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倾向之下,文化双重性提醒我们注意不同文化的共处和互融中各种创新的可能。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中国法律历史的研究多偏重理论、表达或制度,作者近二十年的研究则一贯强调从诉讼档案出发,亦即从法律实践的记录出发,由此来提炼分析概念。“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实践历史”则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本文首先将分别以中外法律史实例说明实践历史的含义;然后,用作者自己的一些分析为例,说明从实践历史提炼分析概念的研究方法。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县令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衙门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摘要] 实践历史的视角是否缺乏前瞻性?这是此辑评论者们提出的问题。本文论证,从实践角度来看,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制度下,而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乃是推动改革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顾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革的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以上的分析所提倡的是改进公共服务和福利,既赖以缓解社会不公,也赖以扩大国内市场。但除非真正改变当前的干部激励制度,中央打出的从汲取—管制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只可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