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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天气问题背后的国家利益与道义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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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

气候变化的政治

【观察者按】2010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第四届通识教育班发表演讲,对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展开深层解读,揭示了在这部貌似普世环保的著作背后的政治谋略——呼吁美国强化英美联盟以制衡欧盟,在碳排政治上掌握主动。强世功进一步追问,中国作为大国,怎样提出自己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理念和政治哲学?在台风过去之后重读此文发人深省。

【正文】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目前从“碳政治”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气候变化思潮推进环境改善.鼓励新能源技术开发。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构建道义基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包括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寻找资源。

一、 “碳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

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开始流行一种“阴谋论”话语,无论是货币战争、反恐,还是气侯问题,都有人说是“阴谋”。意识到“阴谋”总比陷入傻呵呵的天真状态好,但我认为根本不存在“阴谋”,只有“阳谋”。现代政治不是古典的密室政治,而是民主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政治决策的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且学术(智库)、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已经成为现实。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存在阴谋,那是因为以前太天真,单纯地相信了某些所谓普世价值理论,而遗忘了政治的存在。事实上,普世价值理论本来就是一套 “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 “阳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早已经讲过了,人类历史无非是一场斗争的历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或者说勇敢者胜利了,懦弱者失败了;或最终都要同归于尽,如是而已。因此,启蒙时代实际上开启了 “阳谋时代”,没有人是傻瓜,各种主义说得明明白白,各种利益也清清楚楚。美国总统的口头禅就是 “国家利益”。遗憾的是,现代人很容易被 “启蒙”本身遮蔽了眼睛,陷入了启蒙和民主化本身所带来的“新蒙昧主义”。

如果试图探讨这种 “新蒙昧主义”的社会和思想起源,它与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不无关系。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与传统的 “中产阶级”有点区别,后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前者是全球化背景的产物,这个阶层尤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拥有很大的势力。一方面,这个阶层透过跨国公司在经济利益上依附于西方世界,从而分享全球化的收益,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迅速崛起的新贵阶层,甚至主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在文化思想上羡慕西方文明、渴望被西方世界承认并接纳为其中一员,他们成为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广者,往往在发展中国家中掌握着话语权。

长期以来,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宣传等等,都与这个全球中产阶层掌握的经济权力和话语权力不无关系。正是面对非政治的假象所引发的 “新蒙昧主义”,我写了 《“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中国经济》杂志2009年第9期)一文,其目的就在于“祛魅”,展现欧洲人如何利用气候本身的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塑造了全球环境话题,从而把自身的政治利益转化成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我称之为“碳政治”。

简单地讲,政治首先就是利益的分配模式。商业、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存在着“政治”。因为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上,而不希望处在不利的位置上,这就构成了政治斗争。当你想让别人接受你的文化,而不是你被别人的文化所同化,这就是构成了政治。

对于从事环保的人来说,可能怀着很朴素的理解,认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环境问题。这种理解并不错。但环境问题到政治家、商业界那里,就会变成现实的利益。比如说万科董事长王石以登山经历宣传气候变暖,当然他不会忘了宣传自己建造的房子采用环保材料。可一旦有了商业的目的,那就和我们常见的保健品宣传一样,不能盲目相信。因此,从事新能源的企业家,当然希望宣传全球气候变暖,但经营煤炭企业的就没有这样的动力。

从“碳政治”的角度看,全球气候到底有没有变暖。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为解决相关问题负担成本。目前,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和优越生活水准的前提下,来摊派碳排放量,实际上把主要成本摊到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对于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看得很清楚。他们说减排也可以,但西方要提供资金和技术,而很显然,西方世界又不愿意付出。所以,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开得好,好就好在西方人不得不撕下在气候问题上的道德面纱,让人们看到了西方人的虚伪和自私。因此,“碳排放 ”就变成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若西方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必然要在气候问题上自食其果,因为在今天人类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没有真正的赢家。

二、气候变化不是中国的首要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区分“环保”和“气候变暖”。如果我们把中国人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列出来,排个序,气候变暖问题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所切身感受到的,是水的污染、土地的沙化、土壤植被的破坏、城市里的空气污染,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不见得跟气候变暖有关。相比之下,我们感受到了多少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呢?听说有人论证,再过几十年,海平面上升会减少上海面积,这可能被许多人斥之为无稽之谈。

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肯定要先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而气候变化并非中国的首要问题。目前,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中国那些最主要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而不一定要把焦点放在气候变化上面。况且中国今天还面临着很多重大的民生问题,例如保障民众的基本居住条件,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等等,哪一个都比气候问题迫切。一般来说,气候变化是中产阶级以上才会关心的问题。像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水污染等环境问题,而且他们是高福利社会,居民的生活很有保障,这时他们才会考虑气候会不会变暖、对人类是不是有影响之类的事情。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的观点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中国就要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能替欧洲人想问题。欧洲人关心的这个问题可能很有意义,但我们不需要替人家操心。说得简单一点,穷人不要替富人发愁,而首先要想怎么富起来。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能停下来。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以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有益为出发点。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我们不要太一刀切,比如说一定要上哪些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或者一定要把哪些传统产业淘汰掉,强行让很多企业下马;而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中国和欧洲不一样,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地域空间,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可以借此优势,做好产业的区域性分布。也就是说,要让企业、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地域分布也是多元化的,类似于双轨制。实际上中国已经正在这么做。比如说现在的中西部大开发,里面就有产业过渡的规划,东南沿海淘汰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将这些产业转移到西部。这意味着我们在环保问题上要采取区域化的分层管理,要全国一盘棋,但不能全国一刀切。

三、“碳政治”带给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现在全球已经形成了新型的“碳政治”格局,不管愿不愿意,中国都必须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全球公共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置身事外。既然必须参与“碳政治”游戏,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游戏过程中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就目前来说,中国从中获利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从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我们既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也不是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就既不能像美国那样跟欧洲绑在一起,积极推进“碳政治”、鼓吹气候变暖 (这对我们不利),也没法去做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跟它们绑在一起,和欧美讨价还价。

第二,气候变化的背后是产业技术,而产业技术的背后就是知识产权。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现在有一些东西做得不错,例如太阳能光伏。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使用新技术,如果有人免费给我们技术,我们当然不需要去挖地下的煤了。但是欧洲会不会免费给我们?根据TRI 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我们要使用欧美的技术,就必须付出相当高的费用。所以,这里面的利益之争主要在于技术转让这一块。

当然,“碳政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完全是限制,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空间。拿技术转让这一块来说,中国完全可以在国际上提出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来挑战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规则。既然气侯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那么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转让就不能按照WTO的商业原则,而一定要按照公共利益原则。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足以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存,既然是为了公共利益,怎么还能向发展中国家收取高额的知识产权转让费用呢?因此,我们可以主张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应受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只应受TRIPS协议更弱的保护。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未来关于碳排放权、相关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国际谈判中,我们也都有空间。

从长远来讲,我认为中国是可以从“碳政治”中获利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把气候变化理解为一个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说清楚,但大家都把它理解成环境问题,这其实有利于我们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至少环境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借气候变化这个思潮来推进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可能获益的领域,就是我们的新技术。近现代以来人类经历过的几次技术革命,中国都没有抓住机遇。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增长点在哪儿?虽然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并没有给予重视。新能源,欧洲现在走在了前面;计算机,我们突破的空间不大,全都用人家的;我们做得好一点的,就是航空航天技术没有落后。我们一直在跟踪西方的一些技术,但跟踪的过程中我们要思考:下一次的新技术革命会爆发在哪个领域?我们有没有可能抓住机遇?所以我觉得提气候变化,也有利于鼓励我们去开发新能源技术。也许,真正的新能源技术革命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今天毕竟都还在使用传统能源。而新能源中,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等,谁会成为未来的主导?也还是未知数。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去探索这些东西,鼓励一些新的试验。

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国际政治不单是国家利益的较量,也是意识形态和话语主导权的较量。“碳政治”也是如此。在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我觉得中国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提出自己的环保理念和环保主张。我们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提出了在哪些地方让步,承诺做出什么行动,但在思想和理念上没有提出中国人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哲学主张。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成为这个领域中潜在的政治领导者。

其实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一个问题。碳减排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强大的道义上的话语权。欧洲从开始建构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就抓住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因为这个问题在道义上是很站得住脚的:我要保护全人类,我不是为了欧洲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话语权是什么?就是美国人倡导的“软实力”,其核心在于自己设定话题,使得别人不得不跟随。今天,哪个国家想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说“不关我的事”,就会在道德上处于比萨达姆还要糟糕的境地中。这就是“软实力”的力量所在。

中国要争取到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必须要有道义上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基本上跟随西方的主张。而我们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或“和谐发展”等概念,往往处在政策层面上,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上。中国的道义主张不足,根源于今天的中国缺乏一套明确的、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今天奠定中国人精神基础的是什么?以前毛泽东时代很明确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中国社会有着一种左翼政治的精神传统。而在今天,这一套话语面临诸多问题,可我们也没法讲西方自由主义的那套话语。在这个境况下,中国的文明复兴就变得特别迫切,即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吸收到中国文明的传统中,复兴中国的古典文明。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古典思想就能够成为我们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因为气候问题是整个欧洲文化的产物(特别是所谓 “科学主义”兴起以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因此单纯靠技术减排、开发新能源,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恰恰是西方文化的悖论,一方面讲现代技术如何带来人类面临的危机和灾难,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些危机和灾难,因此气候问题就与新能源技术天然地联系起来。按照西方文化的这套逻辑,人类只能走到死胡同中。西方人早就这么讲了。而中国古典哲学恰恰可以提供一套新的、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古典哲学强调“天道自然”,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今天在国际上跟人家讲和谐,主要说的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讲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样的和谐理念在国际上可能会更容易被接受。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就是道义传统,公平正义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就是大的国家要帮助小的国家,从而反对帝国主义式的掠夺。在“碳政治”的国际博弈中,我们也一定要坚持并宣传这种传统。比如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问题上,我们要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道义责任。这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向发达国家争取资金和技术援助,不是用于中国,而是用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这么做了,但我们并没有在思想上阐述我们的政治原则,我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秉持不同的政治思想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整合中国古典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整合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文化问题不能当作文化来讲。政府召开一个社会科学大会,给国民讲讲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文化贯穿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使我们的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外交决策以及国际主张都奠基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上,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观察者网推荐。

本文据齐澧、夏永红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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