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农村阶层分化和农村阶层关系在农民日常生活和村庄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农村阶层关系研究应成为农村阶层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农村阶层关系，更缺少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考察，因而未能形成相关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概念体系，进而严重阻碍了研究的拓展。本文就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和提炼，希图在理论和经验双重逻辑上理解农村阶层关系问题，以明确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主题、对象和问题意识，掌握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基础。

关键词：  上访  中间阶层  主体  乡村治理  乡村混混  互助  人情  仪式性人情  关系性质  农村  农村社会  农民工  农田水利  历史  国家  地缘关系  实践  市场  平等  抗争  权利  村干部  村落  治权  熟人社会  理论  社会分层  社会和谐  社会结构  社会资源  社会阶层  经验研究  自杀  血缘地缘关系  金融危机  阶层关系  阶层分化  阶层组合  阶层结构  面子  马克思

 

 

前  言

 

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由原来经营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均等的群体，分化为从事多种职业、收入差距加大的不同阶层。阶层关系越来越成为农村社会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村庄政治社会事务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村庄的主要政治关系，阶层之间的博弈关系是当前农村主要的政治社会现象，也是乡村治理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农村阶层关系是农村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是由于社会资源在不同农村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纵向差异关系，它体现为处在一定地位结构中不同位置的农村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互动模式与行动逻辑。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制约和决定着农村其他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也决定和形塑着阶层结构的性质与状况。农村阶层关系及其性质和状况的调整与变动，实际上是农村阶层结构变迁在阶层关系中的体现。从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可以透视农村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合理与整合程度，它也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因此，分析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状态和发展趋势，理应成为我国农村阶层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对农村阶层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缺乏实证关注。这也正是为什么农村阶层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表面现象和问题的描述和理解，而没有揭示其背后机制的缘故。其实不独农村阶层研究如此，中国社会学主流对城市阶层的研究也尚未完全脱离这个窠臼。著名社会学家仇立平教授就极力主张阶层研究要实现从“实体论”向“关系论”转向，[①]他认为阶层关系研究是探究深层社会结构的路径，他本身也是这个转向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②]由于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农村阶层关系，更缺少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研究和实地考察，因此在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中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概念体系，使得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研究缺少应有的理论工具和理论资源支撑。其结果是对农村阶层关系研究流于空泛，大多为宏观的判断和逻辑推演，缺少事实依据和经验论证，甚至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清晰的问题意识。

鉴于此，笔者在最近几年致力于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研究，在全国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对阶层关系展开参与式观察，撰写相关报告，并逐渐就相关现象和问题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本文就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和提炼，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切面，希图在理论和经验双重逻辑上理解农村阶层关系问题，以明确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主题、对象和问题意识，掌握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做准备。

 

一、阶层关系与阶层结构问题

 

阶层关系与阶层结构是阶层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体系，它们从不同侧面对阶层展开分析。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是指二者都从总体上分析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和关系状态，区别是二者在具体的研究主旨和指向、研究方法和立场、研究价值和兴趣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总体上来说，阶层结构研究是对社会系统中不同成员的构成方式和比例关系，它是依据某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对社会成员阶层归属的划分，从而确定各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这个层面上，阶层结构研究更注重于宏观分析，整体把握我国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的状况，告诉读者我们的社会主要是依据那些标准来划分阶层的，是由哪些阶层构成的，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组合成结构的，以及它们各自在总体中占有量的多少，从而可以判断阶层分化的状况与特点，与西方社会来比有什么样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不合理，应该通过什么的政策进行调整。

阶层结构研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静止的、平面的阶层分化状况和阶层结构形态，尽管也对不同阶层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进行了确定和分析，但它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安放，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层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却看不出它的立体结构，更看不到各阶层在阶层结构中是如何互动的。阶层结构研究无法呈现动态的、立体的阶层交互作用的过程，更不可能将阶层化的过程勾勒出来。在农村阶层研究中体现得很明显，几乎所有的农村阶层研究的作品都十分雷同地呈现全国农村、不同区域农村或不同村庄阶层的划分标准、构成、比例，以及各阶层的具体状况、分化的特点、功能及不足。这些研究只给我们呈现出了阶层结构、阶层分化状况“是什么”，而无法解决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怎么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阶层结构分析主要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即把社会想象成一个整体的结构，它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如阶层，阶层间的有机结合能够产生出大于单个阶层的功能，也只有阶层间的恰当匹配、组合，才能形成整体的社会秩序。

所以，阶层结构研究适合于对那些社会结构已趋定型、阶层分化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阶层关系相对稳定、阶层利益和矛盾相对清晰的社会做定量分析，通过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整体把握社会结构的状况。但是，在我国农村社会，不仅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远没有完成，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还在进行当中，各个变量一时难以确定，并且不同区域农村的社会结构的构成、变迁方向、变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难以确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并且可能出现这样的境况，数据越海量，对事态的理解就越偏离原本的方向和性质。量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对社会有整体的质性的判定。在农村阶层研究中，不首先对不同区域农村的阶层分化状况做质性调研，就不能确定自变量和应变量，以及一整套的指标体系，也就做不了量化研究。事实上，对农村阶层分化的质性研究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量化研究。

阶层关系研究侧重于阶层之间的关系性质、状态与方式的定性分析，它考察的是具体的群体关系，也就是处在一定地位结构中的、具有阶级差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与互动模式。[③]较之阶层结构的宏观分析，阶层关系研究分析的是具体的阶层关系，必然更多采取微观的研究方式。微观研究的长处是，既能够具体到场域、关系和事件当中去窥探阶层关系的实践机制，能够发掘具体的、微妙的、灵动的关系互动，又不失宏观的判断和视野，因而能够对阶层关系进而对阶层分化状况作出定性。

阶层关系研究是对阶层分化和阶层结构的立体的、动态的、全方位的观测，它不仅能够观测不同阶层在关系互动中所凭藉的资源和策略，还能检测到具体的互动过程、互动模式及各阶层的行为逻辑，亦能在阶层的交互关系中判断不同阶层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判断出阶层关系中的主导阶层、阶层组合，以及对阶层关系组合进行排序。下面几组变量在阶层关系研究中较为重要：

1、阶层的结构性位置。尽管阶层结构研究也能勾勒出不同阶层等级位置，但它是一个静态的等级排序，无法判断阶层结构中主次，因为很可能处在阶层结构上层的并不是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它对阶层结构和村庄政治社会的影响都较小。主导阶层只有在各阶层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呈现出来，只有那些在关系互动中能够影响其他各阶层和各对阶层关系的阶层，才可能是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反之，不影响（或较小影响）其他阶层和阶层关系的阶层是阶层结构中的次级阶层。主导阶层通过对其他阶层和阶层关系的影响而影响农村政治社会生态，因此从阶层关系中找出主导阶层是必要的。

2、阶层组合。阶层结构也看不到阶层的组合关系，即合纵连横关系。因为在静态的阶层等级结构中，阶层之间是有界线的，看不到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就看不到它们的组合关系（如何组合、为什么组合）。阶层组合也只有在阶层关系研究中才看得清楚。可能，单个阶层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中的影响较小，但是阶层组合就可能影响较大，在在具体的阶层关系中揪出这种阶层组合对分析阶层结构和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也是至关重要的。

3、阶层关系组合。阶层关系组合是指某一具体的阶层关系，如富人阶层与中等阶层的关系是一对阶层关系组合。阶层关系组合的排列也只能在阶层关系研究中展开。在具体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中，可以划分出多对阶层关系组合，但不同的阶层关系组合对阶层关系、阶层结构和村庄政治社会事务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因此，阶层关系组合也是有主次差别的，对它们进行主次排列十分有必要。当前关键是要协调当前农村社会中那些规模大、发生频率高、易于激化矛盾的阶层关系组合。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走向一个阶层结构更加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将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状况的基本变量。建构和谐农村的一个关键就是协调农村各阶层的关系，形成农村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阶层结构研究显然跟不上形势发展，农村阶层关系研究势在必行。

 

二、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问题

 

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主要是通过定性的方式，对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的分析。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体现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与整合程度，是衡量农村社会关系和谐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不判断阶层关系的性质，不解释阶层关系组合的重要程度，就不能真正把握农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后果的状况，就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将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和谐与矛盾的性质、范围与发展趋势；二是各阶层之间的沟通方式、交往状况和频率；三是各阶层之间的冲突状况。[④]这个划分很有启发，确实囊括了阶层关系性质和状况的主要方面，但它可能是依据城市阶层关系做的概括，农村的阶层关系情况可能包含更宽阔的内容。根据农村调研的经验，对农村阶层关系性质和状况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关系的形式。阶层关系的形式包括，一个阶层运用什么样的资源，以什么样的策略、方式和手段与其他阶层进行沟通、交往和交互作用，还有互动的状况、频率和后果，以及各阶层对互动的基本态度。每个阶层都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包括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权利资源的存量，它们不仅会依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去与其他阶层打交道，也会考量对方阶层的资源禀赋来考虑自己怎么出牌。资源禀赋是阶层交互关系的基础，不同资源禀赋差别的阶层在互动中的策略、方式和手段完全不一样，在关系中的地位也不一样——资源量大的阶层，可选择的方式就多，在关系中的地位就高。考擦不同阶层关系组合中各自的资源禀赋，然后考察在这对具体关系互动中双方的行为方式和策略，就能够判断这对关系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譬如，富人阶层通过协商、沟通的办法与下层阶层进行交往，那么这对关系是处在一个和谐状态。因为富人阶层所持的资源要比下层农户丰厚得多，在交互过程中，富人阶层是处在上风的，如果它用的是协商的策略，那么意味着双方关系是平等积极的。相反，如果下层阶层运用的是上访的策略来对抗富人阶层，那么双方关系就是对立的，因为下层所能援引的资源较少，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为自己抗争。所以，既要考擦阶层交互过程中的资源占有量，也要考察各自的沟通方式，方能判断关系的状态。

阶层互动的资源对比和互动方式决定了互动的结果，而各阶层对互动结果的基本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下一次互动的方式和关系状态。若一个阶层对该次互动结果认可，下次就会运用同样的策略与方式进行交往，若双方都认可（不一定是满意，有可能不满意但认可），则该互动就会成为基本模式。若有一方不认可，则在下一次互动中会改变行为方式和策略，以期改变互动结果；另一方认可，希望维持该结果，那么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就会出现或加深。若双方都不认可，关系就会极其紧张。

2、关系的类型。阶层间关系的基本类型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三类关系又可分为一致性关系、矛盾性关系和无关系性。一致性关系的阶层会在行动中采取联合行动，阶层间有可能结成联盟，构成阶层组合。参与阶层组合的阶层越多，说明一致性关系越广泛，说明阶层关系越和谐、紧密。相反，矛盾性关系则是对立关系，矛盾越深刻，阶层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矛盾性的阶层关系组合越多，说明阶层间的分裂状况越严重，阶层关系越复杂，阶层沟壑越难以愈合。无实质性关系表明的，既可以是无瓜葛状态，也可以是一种阶层的区隔状态，或者阶层的冷漠状态，要根据具体的关系实践而定。

经济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它是当前农村主要的阶层关系类型。经济一致性关系指的是阶层之间在获取物质利益的方式、范围和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经济矛盾性关系则是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具有相悖性，一个（些）阶层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些）阶层所失；经济上无实质性关系是指阶层间在物质利益取向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互不干扰。经济上一致关系的阶层较多，说明在利益的再分配上是比较公平合理的；而矛盾性利益关系对立越严重，说明分配越不合理，阶层间或阶层组合间的斗争就会越激烈，阶层关系就越紧张。农民阶层对于利益再分配的公平性与否最敏感，如果分配不公，很容易造成阶层对立，严重的会导致群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⑤]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连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⑥]表现为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而是表达、发泄一种负面情绪。这表明近年由于利益再分配领域的不公，极大地冲击了农民的公平感和公平观念。

农村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政治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取向，它们在村庄政治上的交互行为就表现为不同的政治关系。农村各个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都较为明确，但政治行为取向却并不是每个阶层都较明显。政治行为取向比较明确的是精英阶层、富人阶层和中间阶层，下层（含中下层）农民的政治行为取向具有依附性。如果前三个阶层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性，就可以完全垄断村庄政治（一致性），因为在某些时候，下层农民在政治上是依附于中间阶层的（无关系性）。如果没有中间阶层存在，或不起作用，上层与下层在政治上的沟通就要难得多，容易形成上层对下层的政治排斥，造成下层的政治无力感和尊严受损。在这个时候，如果下层阶层中出现政治领袖，那么就会形成上下阶层政治上的对立（矛盾性）。

社会关系是指各阶层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关系。一般意义上，阶层分化是指经济、权力、职业、声望等方面的分化在社会交往关系上造成的相应分化。阶层分化本身就意味着各阶层在社会交往上的一致性被打破，社会被分割为一个个小的交往单位，即阶层。阶层内部社会关系一致性要比阶层之间的一致性要高。按照布劳的说法，人们更多地是与自己群体或社会阶层中的其他成员交往，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一切都将促成他们之间的交往。尽管如此，阶层分化并不意味着阶层之间就没有了社会（交往）关系。不同阶层的人会因为某些属性而具有相对一致性，从而构成了一定的社会交往，比如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都可以成为人们结成关系的由头。如果这样，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不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还包括很多其他分层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的相关性较弱，分层结构呈多元化，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分层结构。[⑦]相反，如果阶层之间缺少社会交往，阶层结构则是封闭的。

3、关系的紧张程度。阶层关系研究一般是以冲突论为本体论基础的，[⑧]它更容易看到阶层关系的紧张性和冲突性。这源于阶层关系本身就内含着紧张性。阶层分化是对社会一致性的突破，阶层之间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差异性意味着紧张性、矛盾性，只要谈阶层关系，就不得不正视阶层之间的紧张性。所有的阶层关系都是紧张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阶层关系都是冲突关系。阶层关系的紧张是有程度之分的，最高程度的紧张关系是对立中、冲突中的紧张关系，中间的紧张关系是竞争中蕴含的紧张关系，低度紧张关系是合作关系中蕴含的紧张关系。所以在理想意义上，按照阶层关系紧张程度的高低排列，分别是对立（冲突）紧张关系、竞争紧张关系和合作紧张关系。

在对立紧张关系中，阶层关系的紧张性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阶层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及时处理而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解决。最极端的对立紧张关系是阶级斗争，它是通过一个阶级的彻底失败来达到另一个阶级的历史目标的关系紧张过程。竞争紧张关系指示的是，阶层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为阶层之间在面子、荣耀和尊严等社会性收益上的高度竞争。在这个关系中，紧张就是谁也不服谁，谁也奈何不了谁，谁都想竞争到上游阶层的动态过程。紧张关系并没有导致阶层间的对立。合作紧张关系是指阶层之间通过相互协作、相互救济、相互提携和相互体谅（也就是相互间讲究血亲情谊、人情面子）来克服关系中的紧张因素，而使阶层关系表现为互助合作的关系状态。合作紧张关系形成的条件是，其他条件如血缘地缘关系的强有力介入，以平衡阶层分化带来的紧张性。然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血缘地缘关系是呈衰弱态势，那么，如果保持阶层关系的合作紧张状态，就需要有其他的平衡条件。

综合而言，通过考察农村地区阶层关系的形式、类型和紧张程度，就能够大体把握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态。

 

三、阶层关系与阶层分化状况问题

 

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的有，一是阶层分化的程度，二是平衡阶层分化的力量。这一正一负因素，彼此相互消解对方。在不同的村庄，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不同，也就有不同的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这里主要通过阶层分化程度的差异来谈农村阶层分化。从理想意义来划分，阶层分化程度有低度、中度和高度之分，与之对应的阶层关系也有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和对立关系之分。合作、竞争和对立是对阶层关系性质的判断。

1、阶层的低度分化与阶层合作关系

阶层的低度分化意味着农村经济收入、职业、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分化投射到社会（交往）关系上的分化较低，阶层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界线不明显，社会关系的相互渗透性较强，因而阶层的独立性不高。阶层分化程度之所以较低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收入、职业、权力和声望等方面明显是较高的分化，却没有带来社会交往方面相应的较高分化；另一种是农村经济收入、职业等方面本来的分化就较低，其结果是社会交往的分化也相应较低。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经济等方面的分化较高与社会交往方面的分化较低，绝对是一对悖论现象。因为多元分层理论主要是依据市场占有资源的多少划分阶层，那么经济因素就是最重要的分层指标，经济上较高的分化肯定带来较高的社会阶层分化；更何况，经济之外的多元分层指标也是较高分化，怎么社会分化就会不明显呢？显然，多元分层理论是依照西方阶层分化的经验提炼的理论框架，没有涵盖中国的一些独特情况。农村社会除了有分化的力量之外，还有平衡分化的力量，也就阶层整合的力量。平衡分化的力量很多，包括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在该类村庄，主要的平衡力量是血缘结构和地缘结构。血缘结构表现为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结构，在这类村庄还较为强烈，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逻辑和交往倾向，前者表现为宗族内部的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也就是按照宗族的规范和利益来安排自己的行为，而非按照普遍主义的法律和正义行为；后者表现为在交往中讲究血亲情谊，宗亲内部的交往要亲密于、重于外部交往，二者产生冲突时，要迁就于宗亲。地缘结构是指同一村落、同一地方的情感关系，即熟人社会的伦理取向，在社会交往中，熟人之间要相互给面子、卖人情。因此，虽然经济等方面分化较高，但因为血缘地缘结构较强，它作为一种拉力又将分开的人们之间拉到了一起，从而平衡了分化的力量，于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就分化较小。

具体来说，虽然你在经济上发达了，比其他人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但是你不能因此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瞧不起不如己的人，而只与自己经济水平差不多的人交往，你得与不如己的人同等交往，在人格和地位上你们是平等的，差距只在于年龄、辈分；同样，经济水平在底层的人也不会因此而羞于与上层人士交往，他们的交往模式还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处在经济水平上层的要关照和提携下层人，使他们共享自己的成功。在该类村庄，阶层关系主要就表现为合作关系，阶层之间相对和谐、矛盾较少。尤其表现在农田水利[⑨]、生产生活方面的合作。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经济、职业、权力等分化本来就不高，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上的一致性较高，因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较高，其阶层关系也表现为互助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半工半农型的村庄，[⑩]在我国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普遍。另外，由于该类村庄各方面的分化都较低，说明其社会分化的力量不大，只要平衡的力量发挥作用，就能将分化的村庄重新整合起来。譬如，在很多山区村庄，尽管血缘结构不明显，但是“人情”盛行，各个阶层的人因为相互赶人情，而建立和维持着较社会关系，在发生交互关系时，就要相互讲人情、给面子。人情是当地阶层关系的润滑剂。[11]

2、阶层的中度分化与阶层竞争关系

阶层中度分化的村庄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上游，包括安徽、湖北和四川等地农村。阶层的中度分化是指，阶层之间在社会交往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界线，但因处阶层结构上层的富人阶层皆已搬出村外，不再参与村庄社会交往和价值生产，因事实上也不再参与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社会性竞争；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人均土地面积较多，处在阶层最底层的农户较少。因此，留在村庄里的农户的经济水平都相对较平均，相差不大，那么投射到社会交往中的分化也呈中度状况。之所以说阶层中度分化的村庄阶层关系是竞争性的，还是因为“中度分化”四个字：

（1）“分化”是竞争的前提。分化是一致性被打破，差异性凸显的过程。原来都是一亩三分地、同在地里刨食，农民之间的分化较小，一致性大于差异性，相互之间都一样，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竞争。一旦分化之后，差异性就凸显出来，人们也就开始相互比较自己的优势与差距，“创新争优”的心理开始出现。农民的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古以来平均思想就很严重，加上新中国又打掉了原来的等级结构，将平均思想贯彻得更彻底，那么在农民心目中“与人家不差”就成了生活的标杆。当阶层分化显示差异性之后，在农民心中就产生了极度的“焦虑感”，“人家的好，就是自己的差”，于是争当“不差”，或者追赶、超越人家，就成了“落后”农民的目标。“先进”农民也不是躺着睡大觉，它心中也有焦虑，那就是生怕被人追赶上或者一不小心又落到后面了。于是，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就出现了。

（2）“中度”分化是竞争的基础。但是分化了，有了竞争的可能，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会竞争，就可以竞争。上文谈到，在低度分化的村庄，或因为血缘地缘等平衡力量的存在，分化表现为互助合作，“竞争”就被平衡掉了。在高度分化的村庄，阶层间的差距比较大，尤其是上层与下层农民的差距，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上层不会成为下层竞争的对象，因为前者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后者的水平，也就不会跟上层比较；而下层之间往往是同病相怜，也不会相互比较，更何况竞争的标准是上层农民定的，就不会是下层农民之间的水平。那么回到中度分化，经济等方面的中等水平，在留在农村的各阶层农民中是较为普遍的水平，各阶层相互的差距不大，即便是下层农民，也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容易达到，所以农户都参与了进来，也就使得竞争本身有可能会很激烈。

在有了前提和基础的情况下，竞争也就出现了。竞争不是冲突，也不是对立，竞争是一种阶层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看齐的过程。但是由于参与竞争是需要有资源基础的，在村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阶层之间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产生冲突。

3、阶层的高度分化与阶层对立关系

阶层的高度分化是指，上层阶层包括富人阶层、精英阶层以及乡村混混集团，垄断了村庄的主要资源，与下层农民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由此造成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上下层之间形成沟壑，相互隔绝，互不来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村庄内部来讲，主要是由于在社会高度分化的过程中，没有一种能够平衡分化的力量起作用，从而使得分化的力量一直住到着社会的发展过程。这种情况一般在沿海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内地的城郊地区也存在。在该类村庄中，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业已瓦解和碎片化，它在阶层之间不再起着沟通、润滑的作用，但“人情”关系在上层阶层内部却愈加兴旺，加强了上层阶层的内部团结。[12]

该类村庄的上下层形成对立关系，在于形成了隔阂，又缺乏沟通的渠道。同时，上层垄断经济、权力和社会资源，对下层农村进行排斥，将下层农民排除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之外。具体来说，在政治权力上，该类村庄已经形成了“富人治村”的权力格局，[13]并在村庄内形成了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的舆论氛围，[14]因为富人当村干部不仅不搞腐败，还自己拿钱给村里搞建设，[15]同时富人村干部有体制性的关系，能够为村里争取项目。而其他农民在这些方面都办不到。这样就将其他村民排除在参与村庄权力分配格局之外。权力是资源再分配的主体，政治权力的排斥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资源、市场机会再分配的排斥，这使得这些资源都落入了上层阶层。在社会关系资源上，上层不断地强化其内部关系，弱化阶层之间的交往，将下层农民排除在高质量的社区关系网络和超社区关系网络之外，下层农民因而无法利用这些关系资源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这样，村庄中主要的、优势的资源皆被上层占据，从而形成了上层愈强、下层愈弱的局面。

阶层关系的对立也就集中在以上三个方面。阶层对立最容易导致阶层冲突。

 

四、阶层关系与血缘地缘关系问题

 

城市阶层关系研究中，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关系的作用不是研究者考虑的问题，因为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加上阶层虽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但在研究中是抽象的，阶层之间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其他关系。即便是处在一个阶层中的人与另一阶层中的人有血缘或地缘关系，它也是属于个别现象，这种关系不会影响阶层关系。但在微观的、具象的村庄中，就不能不正视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关系的影响。这是中国农村特有的社会镜像。

在西方，阶层关系是在破除中世纪血缘地缘关系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因此阶层关系天生就与血缘地缘关系对立。在其理论中，也没有留给血缘地缘关系一丝余地。而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的，农村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都是这个关系的派生物或附属。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之一是使均质的农村社会出现了巨大阶层分化，这个分化不再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而是对立而生的。阶层关系不再是由血缘地缘关系所派生，它是独立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血缘地缘关系。

在既存在血缘地缘关系，又存在阶层关系的农村社会，二者的关系及其影响是很值得考察的社会学命题。根据农村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关系的影响。上文已述，血缘地缘关系是平衡阶层分化的力量，那么平衡的程度和效度就与其自身的关系强弱有很大的关系。在血缘地缘关系还较强的宗族地区，制度性的宗族社会结构和观念层面的宗族意识都对村民的交往关系产生较大影响，经济等分化再大，都可能被可能被血缘地缘强关系所融化，从而在社会交往上有分化，但分化不会太大，阶层之间的关系会较为紧密。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收入上的上层阶层内部的交往比较频繁和紧密，但这种横向关系不会肢解纵向的阶层关系，纵向关系依然很自然（无隔阂）、很紧密。若经济等分化较小，则血缘地缘关系占绝对优势，社会分化就更不明显。

若血缘地缘关系强度较小，而经济等分化较大时，它不仅无法平衡分化的力量，反而会被阶层关系撕裂得支离破碎，无法再影响阶层之间的关系。相反，倒是在上层阶层内部，血缘地缘关系会成为他们凝聚更紧密关系的重要纽带，他们相互之间讲血缘亲情、讲人情面子。但是此时，血缘地缘关系不再是作为价值理性而凝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工具理性而存在，因为阶层内部的关系凝结是由共同的利益、权力等关系，血缘地缘只是加强关系的工具。这是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典型。若血缘地域关系强度较小，经济等分化属于中度时，阶层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但血缘地缘关系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平衡部分分化力量，起沟通阶层关系的作用。这类关系在长江中上游村庄较为普遍。若血缘地缘关系强度较低，经济等分化也属于低度时，前者就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既沟通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沟通阶层内部关系。

2、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机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发挥作用，另一种间接发挥作用。直接发挥作用是指阶层之间在发生交互关系时，相互都将血缘地缘关系作为自己行为准则，怎么行为要将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考虑在里头。如果一方没有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它就会受到另一方和村庄社会的指责，说它“不认人”（荆门人语）；如果两方都没有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则双方关系完全按照陌生人规则行事，就会变得紧张；如果不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又不受到对方和他人的指摘，那么说明血缘地缘关系不起作用了。

间接发挥作用是通过其他阶层发挥作用，是通过一个“中介”阶层作为桥梁、纽带而沟通另两个阶层的关系，使血缘地缘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是，上层阶层（多个）与下层阶层（多个）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或者是对立关系，双方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但又需要发生关系时，就需要找“中介”阶层进行沟通。这个“中介”阶层一般与这两个阶层都有交往关系，值得两个阶层信赖。在这里，血缘地缘关系首先在A阶层与B阶层之间发挥作用，并转化为B阶层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然后通过B阶层，在B阶层与C阶层发挥作用，从而在A阶层与C阶层之间发挥作用，使A阶层和C阶层在间接交往中，由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润滑而发生良性互动。典型的如，A阶层要借助C阶层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找到B阶层，通过B的人情面子，C决定帮A的忙；C阶层要参与村庄竞选，需要A阶层的拉选票，但它一向与A阶层没有交往，但B阶层与A阶层有很深的交往，于是通过B阶层去做A阶层的工作，A则给Ｂ人情面子，投票给了C。

这个过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A阶层与C阶层之间一般是因为阶层的差距较大，而有隔阂，交往不深，而作为“中介”的B阶层则肯定既与C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也与A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才会跟两个阶层都有关系，那么B阶层就是该阶层结构中的中间（中等）阶层。二是，血缘地缘关系在B阶层中有个转换的过程，即A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A、Ｂ的交互关系中已经转换成了B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C帮助A是因为给Ｂ面子，而不是看Ａ的面子。

3、血缘地缘关系影响的趋势。根据调研，我国农村发展的态势是血缘地缘关系正快速被阶层关系所取代，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的主要社会关系。血缘地缘关系在阶层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在阶层内部的工具性角色越来越重要。

 

结  语

 

上文对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中的四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其中阶层关系与阶层结构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讨论“关系论”与“实体论”，以厘清二者在阶层研究中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更加明确了阶层关系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以及阶层关系视角分析的力度与优势。阶层关系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视角，视角的转换将使得农村阶层研究更能探索到深刻的农村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问题是阶层关系研究的基本主题，也是其最主要的目标。不了解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即便是铺天盖地的数据和案例，也难以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真正内涵，也就难以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问题与现状。文章主要提炼和介绍了三种探寻阶层关系性质和状况的角度，分别是阶层间的关系形式、关系类型和关系紧张程度。对于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讨论适宜于在村庄中作微观的考察。

农村阶层关系与阶层分化状况问题，探讨的是阶层分化程度如何影响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它表明，在不同村庄或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有差异的，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阶层间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交往的分化是分析的关键。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交往分化时，阶层关系具有合作性质；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分化呈现中度状态时，其阶层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质，而当社会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时，阶层间的对立性会主导阶层关系。阶层关系与血缘地缘关系问题，是阶层关系研究的重要本土问题意识。我国农村阶层的分化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村庄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如何辨析和厘清阶层关系与血缘地缘的关系问题，是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对上述阶层关系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缕析，可以粗略地掌握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主题、对象及问题意识，可以初步建构和运用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概念体系，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智识支持。本文的建构和提炼仅仅是一个尝试，通过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和参与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理论探索之中。

 

 

作者简介：

 

杨华，男，社会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关系、农民自杀和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研究。

地址：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430074

邮箱：yanglaizhi1981@163.com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探寻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11YJC71006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20110491142）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12CKS0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再生产：结构紧张与阶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

[②]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③] 周晨虹：《近年来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唯实》2007年第2期。

[④]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⑤] 田先红、焦长权：《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及其拓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⑥]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⑦] 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胜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⑨] 郭亮：《论农田水利的社会与组织基础——豫南Y镇农田水利调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⑩] 张世勇：《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1] 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12] 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3]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4] 耿羽：《乡村社会“人情”机制与社会分层——基于浙东Ｊ村的考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２0１１年第１期。

[15]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