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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 邓豪:消失的集市:乡村变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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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

 

城市不缺乏热闹的场所,但乡村除节日和红白喜事外,大部分时间平静单调,集市为乡村生活增添了热闹的气息。在赣南地区,若干自然村的村民会在每月固定的日期赶集,笔者童年时关于热闹的记忆,大部分是集市上的所见所闻。

再次回到乡村,笔者发现集市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尽管回乡的体会和见闻有很多,笔者最想讨论的是作为缩影的乡村集市,借助对集市的观察,或许能够理解家乡的变化。笔者匆忙回去又匆忙回来,未对集市中的方方面面做细致的调研,但对于乡村的种种变化有深切的体会,而这些变化又都与集市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笔者试图在文中描述这种联系。

二、H镇集市概况

(一)集市的空间

H镇的集市很早就从露天转向室内场所,旧农贸市场原先在镇上的东部,新的农贸市场大约在2008年建好,位于乡镇的西侧,这是由于圩镇向西边开拓,镇中心向西部转移,居民多居住于新大街两侧的自建房。新农贸市场能够容纳100多家商户,农贸市场内的大部分摊位以职业的商贩为主,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居民。市场中也有兼职摆摊的村民,售卖自家多余的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与干货、腌制菜、家禽类等。H镇中心区域地处丘陵地带包围的小平原上,区域内的集市以镇为单位。H镇的集市,以镇中心为圆心,辐射半径约为3-5公里,“集市半径”内的小村落大致上也就是乡镇下辖的村组。镇中心不仅仅是集市的场所,基层政府的办公场所以及提供给村民公共服务的单位也在这里:H镇的中心区域由新大街、来龙街、明珠大道、湾下大道以及S226省道五条干道组成。这些街道两旁,包括镇政府、公安派出所、医院、中学与小学、银行、诊所、商铺、饭店等等。其中,镇政府与医院、小学、派出法庭与基层法律服务所集中在横向的干道两侧,是镇上的中心地带。H镇公安派出所和森林公安派出所在镇的东部,两个派出所牌子不同并且分开办公。

但农贸市场并不能满足摆摊的需求,在农贸市场的周边、交通要道的两旁甚至中心地带,是集市贸易的主要场所。不同区域的摊贩经营的品类不同,其中新大街的中心地带约有20多家摊贩,他们售卖的商品以服装和日用品为主。来龙街过去以出售竹制品、木制品为主,这些商品中有的已经不再需要,有的已经被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所替代,因此现在只剩下店铺在经营,周围已无地摊。此外,街道还有流动的商贩,他们所售卖的一般是小商品,其中不乏“三无”产品。N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H镇也有分所,H镇是N区北部的八个乡镇中最大的镇,八个乡镇的空间距离并不远,区域内的商铺和食品企业均由该所管辖。所里一共7名工作人员,在集市衰落的今天,商铺的管理工作是较为轻松的,笔者访谈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到,他们日常工作并不包括对集市的小商贩进行监管。

集市的场所不仅仅是村庄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集市是村民社交的场所,熟人在小饭店或者街头见面,热情交谈。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媒婆、遗像画师等等职业也常出现在街头,这些人出现的地方通常也是民众聚集的地方。他们从事的职业与村民精神信仰相关,例如风水师几乎与赣南客家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关联起来:婚嫁、建房、墓葬……

(二)集市的时间

政府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上规划了区内各乡镇集市的日期,其中H镇每逢“二五八”为赶集的日期,所谓“二五八”,意思是指:按照农历结尾数字为2、5、8时是该地集市开放的日期。周围的村民会选择在这几天到镇中心的集市上出售自家多余的农产品、采购生活生产用品或办事。相邻的镇一般是错开日期的,这对于职业商贩和村庄的居民而言意味着有更多的交易机会。

除了集市,周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庙会,庙会活动的间隔比集市要常,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这些庙会具有民间信仰的因素,烧香祈福、还愿是主要活动。有的村民会在家中生育男孩等“喜事”后去庙会烧香庆祝。H镇上也有庙会,但是香火不旺。香火是否旺盛通常取决于村民们对信仰的热衷程度。周边香火最旺的庙会是位于S县社溪镇宗山庙,两镇相隔14公里,在春节前后,络绎不绝的香客会前往这里,燃放的爆竹碎屑堆积起来有两米厚。庙会的间隔时间长、辐射区域范围比集市要广。

集市的时间间隔如此设置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赶集日期的规定,但政府所以如此规定,所依据的是村庄对集市的需求和村庄的空间布局,这样的日期间隔并非一成不变,过去赶集的时间间隔更长。随着村庄人口的增加,交换需求的扩大,集市功能的丰富化等原因,政府在八十年代末期将赶集的日期调整为现在的日期。八十年代末至今,农村的面貌发生大的改变,赶集的传统被延续下来,时间上也没有变化,然而集市的形态与内外结构却已发生变化。

二、H镇集市的变迁

H镇近年来的集市变迁,概括而言包括空间变迁、功能变迁与治理变迁。其中空间变迁是指集市的场所位置、聚集程度、辐射区域、商铺结构上等方面的变化;功能变迁包括集市经营功能的弱化、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两大趋势;治理变迁涉及到乡村治理模式整体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市场化机制的引入,政治传播机制与集市的关系发生变化等。

(一)集市的空间变迁

1、集市与交通干道的冲突:变迁的起因

谈到集市的变化,最直观的是集市的场所不断变化:过去H镇的集市依附于交通干线,摊贩在交通干线的两旁、中间地带摆摊,并且形成对固定位置的占有,由于摊贩大多数为本地的居民,城市中经常出现的摊位纠纷在集市中并不多见。

到2012年左右,横向的主要干道已不允许摆摊,除了在十字路口处,道路两旁只有商铺延伸出外面的货摊。横向的道路中,来龙街也冷清不少,过去这条街道以出售竹制品、木制品为主,这些商品中有的已经不再需要,有的已经被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所替代。新大街的马路中央仍然有服装摊位,天还没有亮时,摊贩将支架搭好,等到中午时分,街上的行人达到高峰,他们的生意在讨价还价中达成。常年在此经营的服装摊贩是很少用喇叭音响播放音乐和广告的,这些声音通常是流动的摊贩(通常是售卖小件的商品为主)发出的。这些服装摊贩的数量加起来,约为20家左右,他们售卖的商品种类基本相同,由于留在村庄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适合这些群体的商品数量明显更多。这些摊贩并未占满整个新大街的纵向干道,因此外地来的流动摊贩可以选择在新大街的后半段摆摊,流动的摊贩有时候会在镇上待上两到三个集市日,他们售卖的商品与固定的摊贩有些差异。以流动的服装摊贩为例,他们选择在冬天临近春节时来到镇上,售卖的是商品质量相比固定摊贩高档一些的厚衣物,面向的群体也以老人为主。集市依附于新大街的纵向交通干道,这在过去于交通的冲突并不明显,自行车和摩托车可以自由通行在集市中。但是摊贩占据交通道路,汽车通行成为难题。

每逢集市,汽车要穿过乡镇只能绕到西边的S226省道,村民中拥有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新大街两侧又都是楼房,道路无法拓宽,因此集市日拥堵的现象越发严重。占据道路的除了摊贩,汽车停靠在道路两边也阻碍了通行,汽车数量的增加也改变了镇上商铺的种类构成,洗车店陆续增加,和汽车维修店选择在大广高速的出口处以及S226省道附近开设一样,这些店铺也集中在这里。2010年,镇上有了第一家汽车贸易店,这家汽贸店以代理的方式和赣州4S城的品牌代理商合作,介绍客户去赣州购车。汽贸店的老板早年是建筑承包的工头,在生意往来的过程中,周边的人和他都很熟悉,这也为他第二次创业奠定基础。在一段时间内,建房的需求在村庄减缓,在开设汽贸店的过渡阶段,他还经营着一家建材店。他的经历,与村庄居民早年对住房的需求向对汽车等消费物的需求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由于村庄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转变对店铺构成的影响不止一例:例如,由于村庄的老人增多,大理石墓碑厂、小诊所的数量随之增多。村庄的儿童数量变少,因而幼儿园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唯独的两家书店也不断变化着经营品类,过去面向中小学为主的文创商品换成了面向大众的商品。

2、冲突的缓和:场地集中与摊位竞租
这不仅意味着原先在交通道路上经营的摊贩需要改变经营场所,另一方面,对所有摊贩都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原先在道路上经营除了每月向市场监督管理所缴纳低额的管理费用外,无须支付租金,大部分摊贩有约定俗成的场地,即使暂时转给他人使用,也只需要向原先的摊主支付按天计算的租金。
新农贸市场建成,各类型摊位的租金上涨的幅度不等,有些种类的摊位较抢手,最终的成交价格与竞租时设定的价格相差十多倍,例如售卖豆腐的摊位竞租的起点价格为200元每月,而摊位数量仅有五个,竞争者最后将成交价抬到了3000多元每月。在2019年,镇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将农贸市场整改扩张到2000平方米左右,拆除了农贸市场周边的违章建筑,新设的摊位采用竞租的方式确定使用权归属。2019年12月15号镇政府发布了竞租报名的一号公告,公告介绍了新农贸市场的整体规划与竞租流程,公告还说明在农贸市场启用后,圩镇将不能够再占道经营。18号到24号这几天为缴纳保证金的日期,无论是原先农贸市场的摊主或是新大街干道上的摊贩如果要入驻新农贸市场,都要在这一期间缴纳保证金参与竞租。

集市场所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加之道路硬化的面积增多,虽然没有兴建起大规模的停车场,但是可供停车的场所也增多。2019年12月底,新农贸市场开始投入使用,空旷的新大街上也少了集市的味道,但是回忆起来,过去集市虽然保留着在交通道路上露天经营的形式,但是“味道”又何曾不变?变化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包括集市功能的变迁。

(二)集市的功能变迁

1、经营功能的弱化

即便是小农经济,中国的乡村也并非完全地自给自足,乡村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H镇的集市在八九十年代是外地商贩的采购点,村民将经济作物、家禽等运到集市中交易。这一时期,农产品的输出是集市的功能之一。而如今,随着交通与网络的普及,农民的经营方式发生的变化,H镇周围有经济作物的种植区,也有大小规模的养殖基地,但通过集市销售的方式不再常见。互联网和交通的便利化使得农户与客户直接交易而不依赖集市。

脐橙与油茶种植产业在当地正如火如荼地推广,这给农民带来收益,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通常开辟一片脐橙园区,需要地理条件较好的丘陵地带,除去原有的植被,按照特定的标准整改地形。种植的脐橙在3到5年内可以结下第一批果实,并且产量逐年增加。这些果园中的果实有的以农家乐的形式对外开放采摘,更多地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或直接运输给客户,无须通过集市进行交易。集市中见到的脐橙通常并非种植园区的脐橙,而是商贩从园区批发转售或是村民自家小面积种植的果树果实。

乡村集市经营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其中原因有很多:首先,青壮年劳动力向外输出,村庄的农业生产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村民自家产出可供售卖的商品数量极为有限。家禽养殖、蔬菜种植都集中化生产经营,而养殖基地与种植园区的商品只有少部分流向集市,供当地村民消费。其次,集中化经营也是政府一直提倡和推行的经营方式,例如生猪养殖被严格限制,村民在一段时间内不允许养殖生猪;过去小型的砖窑厂、采沙厂也被取缔,具备相应资质的公司才能进入这些领域。集市能够聚集起农户的商品,而当这些产品在生产阶段就已经聚集起来,集市的功能也就被弱化。

快递行业与交通的发展使得村庄与城市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在2010年之后,快递逐渐进入H镇,打破了过去仅依靠邮政局寄送物件的情形。早在几年前“三通一达”都在镇上有配送点。顺丰快递不仅仅有配送点,而且在镇上还有无人机运输项目,货物通过无人机运输到固定的取货点,这在大部分城市区域仍未实现,这与乡村建筑密度低、适合无人机飞行不无关系。附近的村民通过网络购物,能够和城区居民一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货物。网购削落了集市商品的竞争力,对集市上的商铺而言,也是危机。一段时间内家电店在镇上陆续新开了好几年,而随着网购的发达,这些店铺或者倒闭或者从中心区域转向在区位较差的边缘区域经营。

2、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

村庄人口的减少,诸多村民流向城市是H镇的特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外出打工成为潮流,镇上的村民打工的地点多为珠三角区域、福建、浙江等地。随着本地家具产业的发展,有一部分年轻人也留在城区的家具企业工作。镇上教师、医生与公务员队伍中,只有较少年龄较大的人员是本地居民,大部分都来自邻县或外市。村民外出打工后,有的在城区购房,有的留在外省。大部分村民会在村庄兴建房子,或在旧的土砖房的基础上新建,或开辟新的宅基地挨着旧宅修建。

2017年左右,赣南地区推行的“空心房”政策要求村民拆除土坯房,进一步刺激了建房的需求,村民不愿看到“祖业”成为荒地,加之城区一套房子与在村庄自建一栋三层别墅的成本相仿,如此比较,越来越多的人在村庄建房。此外,当地的风水信仰一定程度上也和村民建房动机相关,丢了“祖业”意味着丢了“风水”,而“风水”与财富运势、姻缘、学业、身体状况等都有联系。总而言之,村庄虽然住宅面积在不断扩张,但是常住人口减少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人群与出售商品的人群也都随之减少,集市变得冷清起来,社交功能建立在集市有大量人流的基础上。人流减少,社交也必然减少。在笔者调研时,流动的摊贩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时,虽然外出的打工者已经归来,但由于经济上的需求不再需要完全通过集市满足,而村庄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也早已不是集市。故而街道上仍然非常冷清。

社交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交换未婚配的年轻男女的信息。婚姻是乡土社会中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适龄的青年未找到对象,不仅仅是父母会着急,亲戚几乎都会加入到催婚的队伍中来。赣南地区也不例外,对60后与70后的村民而言,嫁娶的对象一般距离家不远,就笔者所在的错落,村里外嫁过来的妇女基本上来自于N区内,以本乡镇或周边乡镇为主。在过去,这种婚姻有的是通过自由恋爱形成的,更多的是通过熟人或者媒婆介绍,集市成为交换信息的场所,具有很强的社交黏性。相亲在农村区域仍然保留,但同样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交流信息不再需要集市。通过微信互相介绍适龄男女的情况,交换照片比在集市上交流更为方便。并且,外出的年轻人在外地找到对象或相亲的机会增多,本地的相亲市场也因此萎缩,乡村的年轻人被卷入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当地本地婚的倾向并不明显即是由于本地婚恋市场中男女结构失衡所致,也与打工经济兴起后年轻群体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有关。

(三)集市的治理变迁

1、市场化机制的引入

新农贸市场的修建不仅仅给摊贩带来影响,村庄的治理方式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又或者说,是村庄治理的变化推动着集市的变迁。

如今在街面上,可以随时看到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他们是近几年开始镇政府面向社会招聘的编外人员,学历要求为初中,年龄在20岁到35岁不等,他们通常是本地的年轻人。在过去,村庄类似这样的半专业的执法队伍规模远小于现在,这些人员的出现与扩张是村庄治理方式变化的表现之一。新的农贸市场建好后,需要城管人员管理街道,防止部分摊贩在农贸市场外经营。此外,村庄城镇化的面积扩大过程中,政府与民众接触的次数增多。开辟新的街道意味着要占据部分农田,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不赞成,因而曾经与政府发生过冲突。即使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项目制下的镇政府事务增多,一方面要求增强行政能力,另一方面项目为政府带来收益,因此有经济条件负担雇佣编外人员的支出。故而建立半专业的城管队伍,既是政府对民众反映的举措,也与项目制给镇政府带来的压力和收益有关。

无论是建立集中化的集市场所或是组建半专业的城管队伍,都是村镇中国家权力扩张的表现。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集中化经营场所的建立为村集体企业带来收入,这也丰富了镇政府的收入来源。城管队伍的规模是变化的,大致在10-20人之间。每月,镇政府需要负担2400元左右的各项支出。另一方面,集市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过去依赖于社会自生力量。集中化经营之后,社会力量虽然仍然起着作用,但国家管控明显增强。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群执法队伍,镇一级的编制极为有限,而由村民委员会管理秩序又难以树立权威,这些原因也催生了编外城管执法群体。

城管队伍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场化的机制,用以缓解村庄治理需求与镇政府人员有限的矛盾。但随着集市的变迁,市场化的机制还有另一种形式。几乎与新农贸市场建立同期,相安物业管理公司建立,其股权结构为相安居委会和H村村委会各占百分之五十,合计出资60万元。其中,相安居委会与H村村委会所覆盖的区域是H镇的中心区域,也是集市的场所。物业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H村村委书记,在任期间,他还经营着一家水泥厂和大米加工厂。物业管理公司就设在新农贸市场旁边,摊位的出租、管理与收费事务都由其负责,物业公司除了农贸市场这一项目外,镇政府旁边的一块空地也即将兴建两层建筑,设置档口用以出租。物业公司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庄的治理需求,市场化的机制引入到村民自治中,这是集市治理的又一变化。

通过集体企业满足村庄的治理需求还体现在乡村清洁问题上。包括街道和乡村道路在内,村民自身承担一部分清洁任务,概括为门前“三包”责任,所谓“三包”即包卫生、包容貌、包秩序,并且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协同村干部定期检查、评分。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街道的环境卫生情况,但圩镇街道、集市场所、乡村公共道路的卫生仍然需要专门的人员清理。政府向清洁公司购买服务,成为主要方式。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环卫工人和绿色的大垃圾箱,圩镇周边的乡间小道旁有公共厕所,偶尔镇政府会组织志愿者清洁活动, 

2、村庄治理中的集市:政治传播机制的转变

镇政府处于最基层,然而即便如此,任何政策的推行与理念的传播都需要依赖一套传播机制,建立起村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集市过去承担着这样的功能,现在正在发生改变。


但以上种种,已逐渐为新的政治传播方式所取代。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微信群,通过微信公众号“H镇发布”……都便利了信息的发布,政府对民众的传播渠道的拓宽,削落了集市的政治传播功能。
近年来,政府对网络平台的建设也更为重视,从2018年末建立公众号以来,政府的主要消息都会在公众号上发布。依赖于村干部联系村民的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新的信息通道,使得镇政府直接与村民的沟通和对话,这提高了村庄治理的效率,也减少了村干部的工作任务。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干部的关系。以森林防火宣传为例,时值干燥的冬季,赣南山区的丘陵地带草木繁盛,这一时期常常是山林火灾的高发期。在乡间小道的路旁,可以看到一排排警示标语,过去这种标语的修辞带有威慑性,例如“一人烧山,全家坐牢”。现在的标语修辞已经发生变化:“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火,可烧万亩林”,多为提示以提高村民的警惕心理。更多此类宣传是在集市场所中进行的,例如在集市街道的墙上,银行和公安前面的展板上有大量关于防诈骗的宣传口号与防诈知识。农村信用银行和镇政府在集市时免费向村民发放的台历、挂历上也有防火、防诈骗的知识宣传。

三、消失的集市与乡村空间的再造

(一)乡村集市消失了吗?

前文的描述说明,H镇集市的形态、功能、治理机制已经发生大的变化。可以说,旧的集市随着乡村内外结构的变化正在逐渐消失。这表现为,在城乡关系上,过去乡村为城市输送农产品为主,而当下的乡村以向城市输送人口为主。这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集市的经营功能弱化,乡村市场中大量的商品从城市输入,工业制品代替的传统手工业制品,城市生产的食品成为乡村消费的主要源头。

与之相反,农业生产的产品交易对集市的依赖性弱,集中化与规模化的种植、养殖成为村庄农业的趋势,交通的便利化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优质农产品辐射范围更广。产量提高之后乡村市场本身也无法消化,故而集市贸易更多地服务于村民的消费。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显著特征。其次,村庄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乡村“空心化”,商品的需求减少,社会交往的需求也因此弱化,留在乡村的老人成为集市贸易的主要消费者,这进一步加速了乡村集市的萎缩。再者,技术和交通扩展了人的活动区域,改变了消费行为与文化行为、社交行为的方式,网购对集市贸易功能的冲击,社交软件与互联网娱乐对改变了乡村村民文化行为、社交行为的方式,集市的文化功能也因此被弱化。

夹缝中生存的集市,仍然发挥着一定的政治功能,镇政府扩张的执法队伍表明国家权力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权力呈扩张趋势。政治宣传的途径更为多样化,但集市所在的圩镇仍然在发挥重要的功能。此外,村民需要的医疗、教育服务依赖于圩镇,而集市本身与这些功能场所是共存关系,故而,只要村民需要的社会服务仍然由圩镇提供,集市便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存在。假以时日,村庄变得和城市一样,能够留住大量的人群,那么此时冷清的集市将只是过渡时期的表象。

(二)新公共空间的兴起

集市是村民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村庄是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场域。笔者所描述的H镇一度试图吸引游客,成为赣南地区的旅游小镇。政府在村庄建筑上下了功夫,从高速路口到圩镇的建筑都涂上了仿古式的颜色,设计修建了仿古式的屋檐与马头墙。脐橙产业、农家乐旅游业等的兴起也为吸引游客提供条件。短期内,通过旅游吸引外地人来村庄消费并不能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些举措拓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也为镇上的人们带来憧憬。

沿着新大街一直往北走,可以看到河畔的跑道、新建的停车场与运动场等等基础设施。S226省道旁的曙光广场是村民跳广场舞的场所,而省道穿过的增坑村,早在2010年就建好了农家书屋与村民活动室。村庄的公共空间增多,意味着村民的娱乐和休闲活动也随之增多,这些新的公共空间,同样能够聚集起村民,只不过不同于集市以贸易为主,这些公共空间以满足村民文化娱乐以及户外运动的需求为主。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在美剧《西部世界》中的频繁出现的一幕场景:游戏场景中的人形机器人在集市行色匆匆,相互攀谈,热闹之极。现实世界的人可以进入游戏世界(游戏名称为“西部世界”)中体验,每次重新进入游戏,玩家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集市场景、同样的商贩说着同样的话。剧情中,这种局面的打破来自于外部,游戏世界中的机器人始终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以及作为游戏角色的事实。乡村集市起源于小农社会中商品交换的需求,假如生产力水平未发生变化,集市的样态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或许与格尔茨所说的农业“内卷”一样,集市同样处于“内卷”状态。当下农村集市所发生的变化,从根源上说也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推动着乡村城镇化前进的步伐,这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无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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