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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 生育观念与村庄秩序:从催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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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奶奶有七个孩子,我读小学时年纪最小的叔叔仍未结婚,每逢春节叔叔被亲戚们催促结婚,张罗相亲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再往后,是表兄们到了适婚年龄,亲人相聚时少不了以询问或说教的方式催促他们结婚。我的祖姑母今年九十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三年多了,大部分记忆都已丧失,但她还时常对我姑父念叨“华强(姑父的二儿子,祖姑母的孙子,已经结婚十多年了)也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你得抓紧帮他把媳妇娶回来啊”。催婚为何普遍?当再次回到家乡,我重新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催婚场景,发现它与生育观念、村庄秩序之间有着联系。

一、催婚的起因:村庄内的生育竞争

乡土社会中婚姻与人的生命历程、精神归属与意义世界密切关联,且代际关系、生育竞争也影响着人们对婚姻时间的判断,子女在适龄时未婚便意味着未完成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任务,难以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晚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育时间的延后,而即使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后,村庄内的生育竞争也仍然存在。以赣南地区的一个宗族性自然村为例,这里有40多户村民,村落以夏姓为主要姓氏,此外还有李、吴、章三个姓,其中李姓三户、吴姓四户、章姓一户,吴姓的四户人家中有三户都未生育男孩,多生育2到3个女孩。其中一户生育的男孩在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成年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未能成家立业,母亲去世后便由政府抚养,在养老院生活。其他两个小姓虽然生育了男孩,但在村庄的生育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

对于吴姓的几户人家同时未能生育男孩的原因,我认为是巧合所至,但又觉得出现这种概率的情况极低——新生儿是女孩的概率是50%,而吴姓的几户人家共生育了6胎女孩,那么概率就仅为1.5%。为此我好奇地问过其他村民,他也未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只是用比喻的方式描述道:“这可能就像树林里面的树木,大树将小树的生存空间占据,小树便逐渐消失了。”的确,生育意味着竞争,而且更多是男孩的竞争,男丁兴旺的家庭在村落中往往能够占据更多好处,由于劳动力多家庭也更容易兴旺,在村庄中经济地位高,由此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也更多。当地人尽管重男轻女的观念目前已经不是特别强烈,但一直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小时候听长辈描述计划生育时期为了生育男孩的村民与计生执法队发生冲突的事件常常觉得热血沸腾,往往是对执法队强硬的工作手段感到愤慨,或对村民极端行为的感叹和惋惜。彼时我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也无法理解为何大家会更喜欢男孩而不是女孩,之所以当时会有如此情绪,或许是因为讲述者多为本地居民,他们天然地同情被执法对象,理解其生育男孩的强烈愿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生育男孩的竞争,但在合适的年龄成婚,仍然关系到能否在最佳年龄生育后代,祖代是否还有劳动能力帮助子代照顾孙代的问题。

二、生育竞争的失败者为何更“不好说话”

催婚当然不仅仅是由于生育的需要,由于父代对子代成婚的义务感存在,如果未能在合适的年龄结婚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子女不主动的原因,也与父母能力不足,无法为子代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有关系。对于经济状况差、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的父母来说,问及子女成婚问题,他们面露惭色或者流露出一丝紧张的情绪可能更多是出于对自身的责备。即使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金钱作为多数人追逐的目标,农民仍然会觉得“就算挣了钱,买了房子,你没有成家,人家心里面仍然会瞧不起你。”未成婚或者婚姻失败的例子常常成为人们的谈资,即使村庄的光棍过世很多年,他们往年的不幸遭遇会成为警醒年轻人的事例。这些光棍在生前被村庄边缘化,在去世后也不被肯定。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光棍身份本身所致,而与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的原因有关:他们融入村庄内规则的能力往往不足。此外,由于光棍身份,他们没有后代,因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会更短,疏忽人情往来。又因为未成家而无积累家产的观念,往往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好逸恶劳而不储蓄。没有家的观念,容易成为村庄内“不讲道理的人”。

不仅是光棍群体,未生育男孩的村民也会因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变短而变得“不讲道理”,在宗法传统之下,村庄有父权制的传统,女性出生在村落只是暂时“栖居”,在适龄时会外嫁到其他村落。没有子嗣,意味着村民生前的财产无法被继承和延续,世代延续的人情往来也会中断,在村民的观念里他们也因为没有延续血脉而得不到祖先庇护。而宗族性的村庄内部村民因为土地交换、农事耕作、筹办红白喜事、兴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往往需要合作,合作的互动中便不断再生着人情,而他们作为村庄的边缘群体,往往不善于达成合作。在访谈一位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村民夏大叔时他说道“原本以为‘独门独户’的人会更好讲话,没有想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赣南山区的农田多为小块且分散的梯田,在上世纪80年代村集体测量农田面积,划分农田优劣等级,以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农田归属,也即分田到户。因此,抽中的农田并不都是离住宅较近的,而且往往良田与差田搭配,一户村民在多处均有农田。夏大叔早年为了兴建住宅,需要在原宅基地的基础上向外扩宽,因此要填掉一部分农田,而农田是村中无子嗣的村民李大爷家的,因此他多次上门沟通,无论是以购买还是良田置换的方式,李大爷始终不愿答应。后来因为李大爷的大女儿招赘,女婿要入本村的户籍并分得田亩,由于李大爷本身在村庄内属于小姓,且并不擅长为人处世,与村民的关系一般,因此村干部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女婿入户分田的事迟迟无法办好。夏大叔是本村大姓,富有经营头脑而且为人处世得到村庄居民的肯定,和村干部也属于“同房”(即在同姓的村民之中血缘关系的关联又更为紧密)。因此在他的帮助下李大爷的要求才被答应。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夏大叔出了力,因此李大爷最后才答应夏大叔换田的要求。今年,夏大叔还想将住宅旁边的一块水田也换过来,用来修建鱼塘(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住宅旁边有水塘被认为是有利于营造“风水”的),水田同样是无子嗣的村民圆章大叔的,圆章大叔在村庄中的评价也一直不好。这次夏大叔找他换田,他直接开了价格为8000元,当地一亩地租给承包户的价格每年的租金不到200元,而这块水田由于紧挨着一片竹林,,竹林遮挡了阳光且枯枝败叶落在农田中,水田本不能种植粮食和作物,好多年便已荒弃。因此夏大叔觉得价格过高,且自己修建水塘也并非刚需,故没有答应下来。夏大叔认为李大爷和圆章大叔是“不好讲话”的人,村庄里的其他人也持类似观点。我们发现,所谓“不好讲话”其实是指不愿互惠,而更关注短期利益。而那些愿意主动牺牲自身利益,或者愿意互惠的村民往往更容易获得村民好的评价,被认为是懂事理,会做人的。名声对于多回合交往的村庄居民而言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名声不好,与他合作可能便可能会遭受损失。名声好的村民在村庄内办起事来容易,并且归属感和幸福感会因此加强。生育竞争失败的村民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名声不好,容易在宗族性的村庄中被边缘化,难以融入村庄内的生活。因而成家并且生育成为重要的事,在一段时期,催婚的现象极为普遍。

三、村庄秩序变动与催婚式微

近几年催婚现象在当地仍然存在,但催婚的“力度”在不同的家庭却不同,整体呈现出式微趋势。这与村庄秩序的变动或有联系:赣南地区的村庄家庭过去多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这与当地资源有限,通过教育实现上升不仅仅有先例,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途径有关,且无论是古代历史抑或是恢复高考后的当代,通过读书改变阶层处境的事例为人熟知。因此,村庄内有一部分在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因接受教育而流出村庄,在异地就业安家。此外,打工经济兴起后,一部分财富积累充足的村民定居城区,尽管在村庄中仍会兴建住宅,但与村庄的联系也不再紧密。村庄中多以老人为主,年轻人离开了村庄,离开了土地,村庄成为出生和童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都市,维系乡土社会规则的环境改变了,因而这些规则对年轻一代的约束较小。在红白喜事中的许多礼节,过去被认为是必要的,如今很多都已简化。例如,过去在老人去世后,依当地习俗入葬后的七周内每周都要给老人烧纸钱,而由于年轻人多已不在村庄生活,习俗往往被简化为在第一周烧七周数量的纸钱。父辈仍然生活在村庄的群体往往对子女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更为在意,而离开村落或者子女因为教育而延长了步入社会的时间的群体往往对此并不在意,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的家庭尤其如此。

催婚的前提往往是子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有较大的自主权,但缔结婚姻又需要依赖于父辈的支持,因而代际关系的变动也影响着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态度。家庭发展的经济来源往往需要子代的核心家庭通过务农或务工的方式获得,在子代成家后,父代的支持主要是抚育孙辈。子女成婚的环节中,许多家庭父代并不具备支持子女在购房、彩礼等开支上的能力,而往往是婚姻市场中的劣势者——如学历、职业与收入、长相、性格特征等一项或者多项“指标”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失败的群体更需要父代的支持。在成婚环节缺乏能力支持,自然催婚的动机会被瓦解,子女未能成婚,父母往往认为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有的子女在抗争催婚的时候,也会以此为理由。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赣南地区的彩礼竞争使得子代往往需要依靠自己获得经济资源才能缔结婚姻。在生育观念上,一方面在过去少生优生的政策下村民的生育竞争的条件瓦解,另一方面抚育子女的成本相比过去而言攀升,二胎政策放宽后短时间内生育的动机也并不强烈。更重要的是,离开土地生存和生活的年轻一代不再生活在宗法传统之下,人的意义世界与精神归属发生大的转向,村庄中的年轻人更多地被“催工作”“催读书”。

四、结语

婚姻与生育的分离伴随着村庄秩序的变动,二者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指向现代化的转型。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一方面婚姻与生育出现分离趋势却未完全分离,另一方面村庄秩序与家庭内部秩序既保留着传统面向,又出现新的结构。催婚的兴起本身就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表征,在宗法传统更稳固的时期,婚姻是家庭的事,子女没有选择权,因而无催的必要。而催婚的式微则意味着宗法传统与乡土社会规则的进一步瓦解,步入现代化轨道的中国乡村与中国家庭,正迎接新的规则与秩序,但是人们不会停止催促,时代发展迅速,每个人都害怕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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