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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夜的司法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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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百态 | 改革前夜的司法边陲

2014-08-25 来碗米粉 法影斑斓

作者的话:拖稿时间太长,再不交稿,估计就要被法影斑斓的胖编拉黑了。虽然我以码字为生,可是在这个专业法律人的地盘,还是内心忐忑。我只是个法盲单位的法盲记者,读不了万卷书,只好行万里路。阴差阳错的进入司法题材领域,写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案子,去过一些稀奇的地方,问过一堆古怪的问题,或许有机会比普通人看到更多一点的复杂司法现实,所以也就麻着胆子写一写。这则手记,是两年前在怒江法院的采访经历,在原稿的基础上做过调整(我的原稿曾经公开发表过,如有雷同,非常正常)。作为记者,我能做的只是恪守本分,真实的记录我所了解的故事。这种司法边陲的原生态,在庞大的司法系统里也有价值和意义,而它的改革方向,需要各位专业法律人的智慧。

 

改革前夜的司法边陲

 

入乡随俗

去怒江采访是2011年12月。怒江州的全称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速路。从昆明飞保山,距离州府六库还有120多公里,目前唯一的二级路是2009年底才基本通车的。全州共4个县城,泸水、兰坪、福贡和贡山,后三者被称为“边三县”,就算到达六库,依旧山路迢迢。

从州府六库出发,一路往北。依次途经泸水、福贡和贡山。县城自然都临江,但村落散布在沿江两岸的崇山之中,所以传统固定时日的路边集市依旧保留着,当地叫做“赶街天”。村寨里的人要来赶集,近的走上一两个小时,远的要走上大半天,卖掉自家的农作物或者家畜,添置些土地里长不出来的生活必需品。一路上听的赶街天故事,大同小异,简单粗暴。死亡的诱因多半都是酒。怒江酒风的凶悍,在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发自内心对酒的热爱。钱才刚到手就悉数换做了酒,在山路边就喝起来。或者醉倒在山路边,遇到温差大的冬日一觉冻死过去;或者酒桌上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手边摸到什么东西都当头砸过去,横生惨剧。

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做过统计,这个常驻人口9万的小县城,“全县近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的刑事案件仅36件。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了全部罪犯总数的86%。刑事案件中,60%左右的罪犯是在酒后实施犯罪的”。整个怒江州四县都差不多,酒后犯罪是刑事案件里的共性。怒江州中院院长滕鹏楚告诉我,“全州的案子,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的比例差不多、行政案件很少,刑事案件里,又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居多,往往是酒后动手伤人”,案件数据本身足以体现怒江州“发展程度低,经济不发达,虽然民风淳朴,但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法律观念淡薄”。难怪怒江州各种工作文件里描述本地民情时的常常用到这样的描述:“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滕鹏楚2008年在一篇调研文章中列举过一组数据,“全州地方财政收入5.12亿元,而保吃饭运转就支出21.06亿元,自给率只达到24%”,四个县城的自给率排序,依次为“贡山县6%,福贡县6%,泸水县12%,兰坪县45%”。兰坪地处偏僻,一再修路之后,距离六库的车程才从一天缩减到了六七个小时,崎岖颠簸的路面12月底就开始上冻。但是兰坪有矿产资源作为依托,贡献了全州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把其他县远远的甩在后面。经济指标在案件数量和种类上也得到对应:“四个县里兰坪的案子总数最多,而且以民商事案件居多”。

不过滕鹏楚很明白,以怒江州的整体经济状况而言,案件总数的比较实在没有意义,“全州法院系统编制200余人,法官不到半数,一线法官每年的人均办案数量不过30件,一个县法院全年的案子,可能都比不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一个区法院法官一人一年的办案量”。这个比较并不夸张,2011年,贡山法院的案件总数是125件,福贡法院略多些,也不超过一倍。

怒江州的案子并不复杂。民商事案件里,婚姻家庭纠纷占了绝大多数,其他也不过土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常见类型,是非曲直很简单,评判时用不上多么高深的法律理论,乡俗民情反倒成了天平上最关键的砝码。对怒江州的法官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条文的把握,而是语言和沟通的障碍。全州境内生活的21个少数民族,白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等,全都有自己的语言。傈僳族是怒江的主体民族,占据半数以上。

早年的外国传教士把傈僳语从单纯的语音变成了文字,据说与古拉丁语一脉相承。怒江教堂里的圣经都是傈僳文,唱诗班也用傈僳语吟唱。从1980年代开始的教会复兴在怒江沿江的村庄里一目了然,现在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不是学校而是教堂,以基督教堂居多。这也成为傈僳语最好的课堂,那些长居深山的少数民族,半句汉话不通晓,却能用傈僳语交流。

就像滕鹏楚说的,“傈僳语才是怒江州的‘普通话’”。但是通晓这种“普通话”的法官,在全州法院系统里并不算多。司法系统的人才选拔,要经过双重筛选,公务员统一招考和司法考试,怒江州也不例外,胜出的年轻人得益于现代教育,但往往不通晓本地语言。根据滕鹏楚的调查里,全州两级法院“20%的案件需要聘请翻译人员,按每人100元的费用计算,两级法院仅此项开支就达到10多万元

 

司法的成本

怒江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蜿蜒,沿江公路也一样。乍看并不凶险,没有太多急弯,只是狭窄,最宽处也仅容两车相错。这只是季节的障眼法,危险隐藏在怒江的雨季——两岸大山的塌方、落石和泥石流。

怒江中院负责网络技术的熊燕亲历过一场险情,她在雨季从贡山赶回六库,从贡山到福贡,一路塌方拥堵,“2个半小时的路车子走了11个小时”。贡山法院的司机危险路段都自己下车先去查看,有一段路,他发现前面山上下来的一股水流从清澈变得浑浊,就赶紧跑回车上往后倒车,熊燕开始还不明白,没等多久,“听到打雷一样的巨响,泥石流就冲下来了”。司机的经验救了全车人。

恶劣的交通,除了不断造就惊心动魄的回忆,也意味着昂贵的司法成本。除了翻译费一项,全州两级法院的案件中,办案成本远胜于案件标的的情况比比皆是。怒江州地广人稀,只有从保山到六库一条二级公路,其他都是级外路,土路和山路。滕鹏楚告诉我,“许多地方,出去一趟回来都要进行车辆检修,如果到独龙江一趟,仅车辆的维修费平均要2000元”,“到100公里的地方审理一件案件,按5个人来回3天计算,出差补助、车辆油耗及磨损费、法律文书制作及印刷费等大约需要2270元”。

他列举了怒江中院审理过的案子,阿某兄弟间为三块石棉瓦以及胡某为一棵核桃树争议的案件,案件争议标的极小,诉讼费50元,但为了解决这一类纠纷,合议庭成员多次到案发地去走访,调查取证,核实情况,做思想工作,就花费了大约5000,“类似案件在怒江大约在50%以上”。不仅如此,这种小标的的案子,还有多数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法院只得减免诉讼费,提供无偿服务。

诉讼费的收支两条线,对于怒江州没有实际意义,全州两级法院的人头基本费和办案经费,来自州、省和中央三级财政。怒江中院副院长尹相禹对法院的缺钱记忆深刻,他是云大法律系的科班毕业生,1989年分到泸水法院,也是泸水法院的第一批科班大学生。他从基层法庭开始历练成长,也做过办公室主任,“一直管的就是钱这些事情”,“法院的经费只能保工资,干警办案的差旅费都报不了,只能由财务打个白条,实在不能当时兑现。各级财政对政法经费投入,从2006年开始逐步有所改善。尹相禹记忆中,“财政紧张一直持续到2007年,当年就拨下来100多万中央保障政法经费,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滕鹏楚到怒江中院就任是2008年10月,他感慨于怒江法官们的真诚和朴实,也意识到他们与开放发达地区相比,司法水平和能力的差距,初始教育不足,职业培训欠缺。虽然正常的办案经费已经可以保障,“但要想把法官们送出去培训学习、考察、开阔视野还是很难”。他也记得,那时候连中院办公楼里的电脑都很少见,“开庭时书记员手写记录,判决书也是先手写,然后交到文印室打印”,下面的县级法院和派出法庭就更不用说了。滕鹏楚计算过,“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助和支持,怒江两级法院的经费只能保障4个月左右的运转”。

 

福贡的困惑

从六库到福贡,最娴熟的司机最快也需要两个半小时。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是兰坪人,1988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就进了兰坪法院,“那一年招干一批进去了10个人,大学生就一两个,第二年进来了3个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如今的优秀法官和学胜”。他的法律知识从零开始,“到经济庭做书记员,从诉讼法开始学,老法官手把手的教”,一路走来,法院每个级别岗位他都经历过。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是“下至鸡毛蒜皮,上至人头落地”。即便是在兰坪这个经济相对好一些的地方,文志辉想买法律参考书,也只能借着出差去昆明的机会。1999年他去参加省高院的培训,才第一次听说了民法大家梁慧星的名字,“什么是差距,这就是”。

文志辉得益于云南省政法系统对干部的培训,在云南大学修完了本科课程,后来还完成了硕士课程。他记得,2007年10月从兰坪调任福贡的时候,“全院1个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没有”,“四名法官,三名是院领导,第四个是政工科科长兼刑庭庭长”,“审案子组成一个合议庭都要精挑细选的搭配,不敢把有审判资质的一次用完了,万一发回重审真么办?怎么再组合议庭?”

从2002年开始实行的全国司法统一考试之后,初任法官的考试从法院自己命题规范为参加全国统考,1995年之前任命的审判员不在此列。这是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有利于促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但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呈现的现实问题,就是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法官员额缺失严重。以怒江州为例,这里连司法考试的考点都没有,本地只能报名,考试或者去大理,或者去昆明。根据滕鹏楚的统计,2002至2007年的6年,全州法院仅通过“A证4人,B证3人,C证69人”。雪上加霜的数据还有:“6年来通过司考的外单位人员没有1人进法院,基层法院通过司考的有5人调离法院从事律师职业”。

副院长邓兴是福贡法院司考“零的突破”。这故事由文志辉来说更激动,“2007年12月过的,他考了391分,A证,全州法院系统第一名”。为了督促全院干警的学习热情,只要省高院组织司考冲刺培训班,他都不惜成本的把人送出去,“我给每人两次报销全部费用的机会,第三次再考,我也支持,不报费用但给假期。这几年,一次就送五六个人出去培训考试,法院就26个人,人手紧怎么办,连犯人我都亲自去押送”。4年过去,福贡法院的26个人里,已经有10人通过司考,其中A证4人。

可是文志辉的努力,总会遭遇更现实的打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4年间法院陆续调走了7个人,“30个人的编制招不满、留不住”。为了不让上级法院再从福贡调任,他甚至都跟领导发了脾气,他立下的“5年不许调动”的规矩,最后成了“自己打自己耳光”。他不是不懂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实在是基层的工作“一个钉子一个眼”,有经验的通晓本地语言的干警只有那么几个,他舍不得。2011年招新人,为了招到通晓本地语言的人,文志辉特意向上面请示,把2个岗位的标准放低到了专科,“结果招进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律本科,四个人只有1个懂本地语言,没办法,我们想要的人,考试就是不行,笔试差太远,面试再好也没用”,“招来的这几个是很优秀,其中一个在甘肃长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本地话一句不会,别说少数民族语言,云南方言都难听懂,我怎么用呢?”

云南省的司法系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法院系统的第一批定向委培生从2009年开始,他们需要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口试和全国统一高考,在云南民族大学完成学业,每个学生每年只需要承担学费的10%,其余学费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20%;对学生生均定额经费,由省财政一次性承担,对学生生活补助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30%。具体来说,按照4500元一年学费的标准,学生自己每年交纳450元,四年共1800元。生活费用,每人每月600元,假期减半,由省、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按月发放到学生手中。

第一批委培生2013毕业,对应的基层法院已经给他们留好了编制。福贡法院有3个,两个傈僳语,一个怒语,只是他们毕业后能否顺利上岗,文志辉还是心存疑虑,“书本跟实践是两回事,司法工作更需要经验和历练。”从成本上考量,他还是觉得委培的方式时间成本太高,所以不管大会小会,他只要有机会,依旧会表达他对边疆基层法院系统招人的困惑,“能不能把门槛标准设低一点,通晓本地语言,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或者专科,在实践中慢慢来学,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他的意见,只会在同样是边疆地区的基层法院院长那里得到共鸣,更多的是质疑和反驳,“有优秀的人才给你,你还不要?”文志辉苦笑,“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不懂本地语言,法律学的再好再深刻也没有用啊,你肚子里的东西倒不出来啊,请翻译成本贵不说,一句话转来转去,效果可能就完全变了。”

 

贡山的寂寞

从福贡到贡山,同样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贡山法院的院长李红英是全州的第一位女院长,泸水县人,大学毕业后做过10年老师,6年检察官,2010年就任贡山法院。她父亲初中毕业做了大队记分员、武装干事,因为擅长做老百姓的工作,被泸水法院主动要了去,后来担任泸水法院院长。她对法官的想象和理解也源自父亲,“父亲很有口才,跟老百姓亲如家人,总是给他们解决纠纷”。这也是文革后基层法院系统恢复重建以来,很关键的一个用人标准。贡山法院庭长李金兰就是最好的例证,1978年,18岁的李金兰就在贡山茨开镇参加了工作,十多年下来,不仅成了县妇联看重的干部人选,也被贡山法院看重。

李金兰回忆,“1989年,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直接到家里来找我,我一开始被吓到了,连水都没倒。那时候法院配枪,按我们本地人的想法,就是觉得背枪的人很讨厌,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也征求过很多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到法院。没想到一来就喜欢上了我的工作,我在民一庭,每天都有调解工作,很实在。1991年县委组织部直接来找我,要把我调到县妇联做副主席,我不愿意去,还是拗不过,3年之后我又主动申请回来,做民一庭的副庭长。那时候县委组织部已经考虑把我列入县委委员了,也有人笑我傻,替我可惜,可我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我喜欢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重视案件的调解,尤其是刑附民案件的调解,也是贡山不得已的现实。人均年收入不过四五百元的地方,一桩刑案对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如果法院轻易下判,对方却无财产可执行——现实往往如此——就成了一张“法律白条”,对被害人家属是二次伤害。李金兰回忆了一桩案件,打架导致的命案,被害人父亲索赔5万,三名被告各家只能拿出1000元,差距悬殊,口水都说干了,最后终于达成调解,被害人的父亲接受了3000元的赔付。

余金成是贡山法院的新生代,他2008年毕业于玉溪师院法律系,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贡山法院。2009年2月被派驻到丙中洛法庭,直到2011年1月才调回贡山法院。贡山由马帮聚集之地发展而来,现在也只有一条主街和一条刚开通的环城线,只要呆上几个月,出门就到处是熟面孔。丙中洛更是如此,它距离贡山县城还有40多公里,已经到了云南的最北端,再往北,过秋那桶,就到了与西藏察隅县的边界。这个总是被薄雾笼罩的地方,拥有整个贡山最大面积的三块平坝,但因为交通不便,一直像世外桃源一样宁静,这里的雾里村,去年才通电。这个终年清晨薄雾笼罩的地方,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四者并存,被誉为“人神共处之地”。

丙中洛法庭成立至今,案子不超过10件。作为新人的余金成是第一批进驻的,这里的时间,要像在普化寺草坪上晒太阳剥桔子的昆布喇嘛一样,心无旁骛的坐着,才不觉得心焦。这里夜晚,安静得听得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月落铁锁寒”,是余金成每晚锁上法庭大门后最真切的感叹。余金成会傈僳语,跋山涉水的到山里去普法,一年下来,丙中洛法庭也不过四五件案子。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就是他无法逃遁的人生历练。换做大城市的孩子,可能早就叫苦不迭的换了工作,但余金成不能任性,他是兰坪人,家在大山深处,走到公路边要爬五六个小时的山路。7兄妹的大家庭里,他有3个姐姐,1个哥哥和2个弟弟。父母倾尽全力,也只能供3个孩子念书,三姐,他和二弟。好在他们都懂事争气,2004年一起考上了大学,他在玉溪,姐姐在大理,弟弟在昆明,2008年毕业,他考上了公务员,又大大的鼓励了姐姐和弟弟,一个考回兰坪当了老师,一个考上了北邮的研究生。现在,余金成要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1000元供弟弟继续深造,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他对于家人的亏欠,最令他心酸的是小弟弟,“从小就在山上放羊,17岁就结婚,每次看到他,心里都会很痛楚,我们在一个桌上吃着同样的米饭,可他的人生已经跟我们天差地别。”

我去到丙中洛的时候,担任丙中洛法庭庭长的是黄跃,30出头,法律本科,已经考过司考A证,女朋友从河南老家来看他,一到丙中洛法庭就痛哭了半个小时,旁人束手无策的看着,看到女孩终于露出笑容,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不错,这么快就不哭了,那是应该能留下来了”。整个2011年,丙中洛法庭没有一件案子,但是黄跃们依旧必须在寂寞中坚守下去。

 

独龙江的想象

整个怒江州最神秘的地方是独龙江,这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乡镇,隶属贡山县。全国只有贡山县的人代会每年8月17日开幕,原因就是独龙江每年有半年都是大雪封山,从12月到6月,一切交通都在雪山垭口被阻隔。6月开山以后,那里的人才能出来,山外的物资才能运进去。通电以前,唯一获取外界讯息的方式是收音机,电池还要提前从山外运进去屯好。就算开山了,进入独龙江,依旧艰难,90多公里的路,越野车也要走七八个小时,去过的司机说,“路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颠得太厉害”。

在独龙江开庭审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在1991年,贡山县法院副院长余自祥是当年亲自去办案的人之一。余自祥1978年进入贡山法院,当时法院只有3个人,县城里整条街都是马帮,他们聚集于此,主要就是朝两个地方运送物资,一个是丙中洛,一个就是独龙江。1991的案子是事关捕杀野生动物,三名被告来自同一个村,他们连续射死了8头野牛,按照独龙族的风俗,猎物不独享,要分送给村子里的每户人家,他们还好心的给当地林业公安送去了一块肉。对方把肉吃完觉得不对,就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然后,就成了一桩刑事案。公安取证回来,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又把所有的骨头、标本、猎枪等物证移交到了法院。

开庭的时候,由院长带队,包括法警去了7个人,“请了6个人抬东西,在路上走了三天”,翻过雪山垭口才到达。法院还给被告请了一名律师,不收费,由法院负责一路的吃住。“考虑到独龙江的风俗人情等种种原因,这个案子最后判了缓刑,并处罚金200元”,余自祥顿了顿,笑,“不过,20年过去了,我现在也没见到这笔罚金”。在余自祥的记忆里,此后独龙江再也没有开庭审理过刑事案件,不过有过民事案,依旧路途迢迢,“1999年通公路之后,开车进去也要一天”。

贡山法院院长李红英告诉我,虽然独龙江已经通了电话,手机信号一次也只能接进去20条线路,“面对面的打电话都打不通,太正常了”。2011年底我到达贡山的时候,独龙江法庭已经在筹建之中,土地是中院院长滕鹏楚亲自进去丈量的,独龙江乡政府先是划了四亩,后来舍不得,又收回去了一半。李红英为了落实法庭的建设,2010年12月下旬冒险进山,出来的时候遭逢大雪,被困在半路,幸好余自祥有经验,发现电话总是打不通,赶紧带车进去接应,李红英和司机弃车而行,走了8公里,才遇到余自祥的车,到达县城已经是凌晨。

独龙江法庭和丙中洛法庭一样,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只不过独龙江的位置更为特殊,这里距离缅甸28公里,距离印度70多公里,而且与尼泊尔遥望。独龙江公路的隧道正在施工,预计过两年就能开通,滕鹏楚考虑的是,“等到这条通道打开,枪支和毒品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他的忧虑不无根据,德宏和西双版纳加大禁毒力度的时候,毒贩子们已经舍近求远,不惜翻越高黎贡山,从缅甸进入怒江州,然后再从怒江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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