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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答好奇心日报

[摘要] 中国的制度跟西方迥异,职业伦理植根于政治伦理,即党的先锋队伦理。因此反腐败,由中纪委调查整治,成立国监委,打破本本上的宪制畛域,统一领导,正是十八大以来各项工作的一个节点。当然,也因为事关党的建设,就必须拿出“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并向全国人民宣示这一承诺。

冯象这个人不管在“圈子”里还是外,都有点怪。

比如,他的本行是法学,在圣经翻译和解读领域下很多工夫,偶尔谈些共产主义,并且语出惊人。他在我们的访谈中已经号称再度为废除私有制做好准备了——当然,这一次主体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人工智能。

2016 年 4 月,冯象在上海一场名为《誓言与信仰——从宪法宣誓谈起》的演讲中,有过一段“惊人之语”。

他说:“我大胆设想,在 2049 年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向全世界政府发出邀请,第二次废除私有制。以面对人类被取代的绝境。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搞市场经济,搞私有化,依照那一套的道德、伦理和法律原则放到未来,会产生极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共产主义将恢复它强大的生命力,将实现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设想的那个,全体先进国家,同时爆发革命。”

这番言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不过,在诸多批评冯象的声音当中,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冯象说出此番言论的语境、逻辑和论据。

今年 10 月,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冯象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为什么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产主义,看似缥缈的愿景,实际是大势所趋——连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圈钱烧钱的‘钢铁侠’们,都在谈论计划经济呢。共产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

冯象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他成名已久,曾在《读书》《万象》《南方周末》等刊物上开过专栏,内容多与其研究的法律、宗教、伦理和文学相关。著/译有《政法笔记》《木腿正义》《玻璃岛》《创世纪》《摩西五经》《以赛亚之歌》《圣诗撷英》等作品。喜欢他的读者,认为他的文字兼具“学识与文笔”,不喜欢的读者则觉得“晦涩难懂”、“拿腔拿调”。

如果真正了解冯象的经历与背景,你会发现,他的知识结构有老派人的特点,积累和关心的东西看起来也有他所经历时代的所有特征,兼具中学和西学,所以,说“怪”也不“怪”。

冯象是中国的知青一代,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冯契。 1968 年,他从上海来到了云南弥勒县,开始了长达 9 年的上山下乡生活。这时,他才 15 岁,连初中都还未毕业,命运也从此被改变。

那一年,《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高潮,总共约有 1700 万人参加。他们则被称为中国文革中的知青一代。

到了云南,冯象先是在生产队种了两年多的甘蔗,后报名去绿春县哈尼族山寨教书。期间,他并未放弃读书,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也对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兴趣,还常收听 BBC 等“敌台”。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益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练。”冯象在《圣诗撷英》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也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想整理所听唱片《弥赛亚》的唱词,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圣经》里的《以赛亚书》。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 24 岁的冯象报了名。但当时云南有个当地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因此,冯象最后只能在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就读。幸运的是,当时昆明师范学院在西南联大旧址,冯象得以阅读众多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旧藏中外文图书。

5 年后,冯象如愿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1984 年,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后又从文学改习法律,成为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专注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治话语渐渐加入主流意识形态。我念法律,一方面是关注中国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中国整个法律框架是个舶来品,在各个时期的诠释都有所不同,而最近几十年我们又把它想象成美国式的法制,那么何不借这个机会去耶鲁学习法律呢?”冯象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这些学习经历使得冯象精通十几种语言,包括希腊文、意大利语、希伯莱文、拉丁文、古拉丁文、古法语、古英语、中古英语、威尔士语、古冰岛语及亚兰语等小语种或者中古西方语言,掌握了很多“生僻”典故,这在后来他的文章中体现得很明显。同时,他的文字又“受古汉语的影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称其“简洁、洗炼、古朴,口语化,没有长句子”。

1993 年,冯象法律博士毕业。他先是去香港大学法律系任教了 6 年,后又回到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和竞争资讯方面的法律业务,业余翻译和写作,在媒体开设专栏。直到 2010 年,才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期间,他应清华大学教授、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汪晖所写的专栏“政法笔记”在国内有着很大影响,并更新了许多人对“政法”一词的理解,点破了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他的《政法笔记》和《木腿正义》也成为了很多人当年的法学启蒙书。

在冯象看来,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而是带有偏义。他在书中明确提出:“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或者是时常需要写真的新衣服”、“法律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法律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盖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等等。而里面的核心问题包括“所谓的普法意义何在?中国在大力学习西方法律的时候,如何处理自己法治的本土资源?” 等等。

朱苏力曾在《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一文中评价道:“冯象于 2003 年出版的《政法笔记》以近乎冷酷的眼光从‘政法’的层面考察了当代中国法律的实践,将中国法学界 25 年来一直全力回避的‘政法’这个词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且很有智识意味的学术考察角度。”

这一新的学术考察角度也带来了所谓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分歧。前者政治立场偏右,后者政治立场偏左。冯象则被一些人看作是新左翼法学的代表人物,热衷批判资本主义,怀疑“普世价值”及基于个人权利和程序正义的抽象法治,认为其背后都预设了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比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董彦斌就在《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朱苏力、冯象、黄宗智法学析论》一文中写道:“冯象常常使用特洛伊木马的比喻,或许他自己也扮演了一个特洛伊木马。他谙熟法律,又试图洞察现实,戏谑中国现存秩序中极为僵化的东西,但是,这只是他赖以存在的木马,木马的肚子里边,是他笑傲资本的新左翼情怀。”

不过,冯象本人似乎不太认同这个说法,而是倾向于称自己赞赏哈佛批判法学里肯尼迪、昂格尔他们的批判立场。“有批判,才有学术进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从小喜欢反潮流,亵渎‘神圣’,哈哈。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冯象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这种“反潮流”、“亵渎‘神圣’”的性格,加上后天积累的学识,使得冯象看起来就又与别人不大一样。虽然法学界与他同样背景的人也不少。比如别人在谈法学启蒙,在普法,他却认为“今天的法律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旧思想、旧生活、旧人物。”;“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说,非常成功——成功营造了中产阶级对它的期许,从而可以吸纳、排解信从者的无尽的怨怼。”;“主流法学这种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育,加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最终产物就是中国法学整体上的殖民地化、美国化。”等等。

今年,冯象一口气出了两本有关《圣经》的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这也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法律与宗教。这些宗教作品所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又与冯象所批判的大学教育、学术腐败、行业道德崩溃等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为“太忙”,不愿意接受面谈和电话采访,我们只能用邮件向冯象提出了 30 个问题。

他的“另类”一以贯之。他最后对提问方式进行了修改,使文章变成了一场虚拟对话。虽然和我们最初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看着别具一格。故全文刊出如下。

Q=Qdaily

F=冯象

Q: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F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Q: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F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Q: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F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Q: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F译经解经,开始是专业兴趣。但除了释读圣言,建树文学,还尝试回应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二十世纪革命的遗产。近年授课讲过几轮,攒了些心得,这两本书里有所阐发;参阅《说罪》以下几篇解经文章,及圣诗的导读与注释。

不过现在又觉得,译经是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机器翻译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用户碎片化的终端阅读跟网文的智能拼贴已成潮流,以后肯定没人做这事了:无此能力,也无必要了。

Q:十年前,是香港记者吧,有一篇采访披露,您不是基督徒。现在呢?为什么?您怎么看信教和译经?

F在西方,问人宗教归属跟问女士年龄一样,是社会禁忌。可是这儿常有人问,只好“挤兑”他一下:是派出所查户口的?从前任继愈先生说,研究宗教得从教义信条里走出来。这在欧美,包括主流神学院,是基本的学术立场。大学课堂,则应遵循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公立教育坚持世俗化(laicite)。最近,国务院修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重申了这一点,拨乱反正,是非常及时的。

汉语基督教,信徒私自译经的案例不多。因为各教派都有“官方”版本,有些还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修订。身为信徒,理应守持本宗的教义立场,而非赞同、传播对立宗(“异端”)或学界的观点,给教会添乱。你看,宣教和学术是两码事,不能混淆。

Q:您是法学教授,却研究宗教。有个话题,可能普通读者不太了解,就是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能不能具体讲讲?

F现代西方式法治,许多法律规定和原则,可以追溯到《圣经》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但这是历史背景,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法律与宗教”是我在清华开的一门课,九年了。《圣经》之外,还要求读马列,读现代论著同案例。课程大纲是这么介绍的:主要任务,是从圣书所启示、开创或象征的不同法律传统、宗教伦理和政治神学出发,考察形式法治在中国的衰落及其症候:信仰危机,宗教自由/冲突,边疆/民族问题,历史的遗忘与改写,牺牲之意志同再造乌托邦,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低法治竞争时代,人类理想和价值重构的前景。

好像选课的学生都蛮喜欢,说是常有“开脑洞”的感觉。

Q:原来如此,内容好丰富。作业重不重呢?

F课完,交一篇论文,学生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

Q:听说您也教法律与伦理,尤其强调重建职业伦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重建意味着什么?其紧迫性因何而起?

F确实紧迫。中国的制度(真实宪制)跟西方迥异,职业伦理植根于政治伦理,即党的先锋队伦理。前者是因后者的涣散而垮掉,难以重建的。因此第一步,反腐败,由中纪委调查整治,成立国监委,打破本本上的宪制畛域,统一领导,正是十八大以来各项工作的一个节点。当然,也因为事关党的建设,就必须拿出“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并向全国人民宣示这一承诺。

Q:说到在路上,您觉得中国的法律教育如何改进?前些年,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讲座,说过:今天的法律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旧思想、旧生活、旧人物。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F呵呵,我管它叫旧法学,“外面贴几张万国牌的新标签,花花绿绿的……揭开看,一大股霉味儿”。问题多了,教条主义泛滥,贬低公共道德,消解职业伦理,还反民主。那篇《邓析堂对话》讲得很清楚,这儿不赘言了。然而现实地看,法律教育不改也无妨。因为学生毕业,出了校门,一接触实际,就把那堆教条还给老师了。只是这一事实,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Q:对,就是这篇对话。作为法学的门外汉,我感觉背后其实有学界两种流派的分歧,一边是法教义学,另一边是您似乎比较认同的社科法学。这两派的分歧在哪儿?会给现实带来什么影响?您又为何认同社科法学?

F法学界,有人形容它是个江湖,门派众多。教义学属于主流,是教科书的标配。不过我得澄清一下,我并不认同流行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前提,及其伪装的“客观中立”。做学问,应当批判地思考;批判比老老实实当学徒好玩,是不是?我们在武汉那一场批判,我在《对话》中说了,就是找个头大的、套取国家课题费多的玩玩,而非因为它特别没用,或者比旁的门派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

Q: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您写《政法笔记》,有些说法令人难忘,甚至好奇,像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法律……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还暴露着它的红嫩的爪牙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权利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饰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您评论两句?

F可能有点“超前”了?这几年,常有学生和老师跟我说,上学那阵子爱看《政法笔记》,但现在重读一遍,才发现当初没弄懂。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政法”这词儿,从前被人鄙弃,如今已是大家接受的本土学术概念了。

Q: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最大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您的文章似乎很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

F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说,非常成功——成功营造了中产阶级对它的期许,从而可以吸纳、排解信从者的无尽的怨怼。而只要人们继续懵懵懂懂,排队询问“最大的问题”“如何解决”之类,法治就发挥了屏蔽和安抚的效用。

民主不一样,它是共产党的传统口号。无论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群众民主,抑或西方的竞选民主,都包含了对形式法治的约束、克服和超越;因而“争议”不断,亟待发展。今天,面对行将到来的智能经济/数据寡头的全方位挑战,人类的命运,能否摆脱资本的奴役,便取决于我们的实质民主的进步,即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和组织起来。

Q:冯老师,去年您在上海有一场讲座,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网上有报道称,您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研发极易失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为什么,这会使得共产主义重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项呢?您甚至大胆设想,先进国家像《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联合行动,同时爆发革命,第二次废除私有制。您现在还持这一看法吗?

F为什么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产主义,看似缥缈的愿景,实际是大势所趋——连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圈钱烧钱的“钢铁侠”们,都在谈论计划经济呢。

共产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一如合作劳动、共享收成,是人的“本性”,或物种繁衍优势。进入网络时代,这“人性的光辉”就更灿烂了:有网上生机勃勃的公地文化,有年轻人字幕组的义务劳动,还有英勇的 Aaron Swartz 发表《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不惧资本的疯狂打压。与之对应,便是智能经济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后果:整个社会对智能终端的依赖,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财富、市场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大规模失业迫使发达国家实行全民福利,等等。待到那一天,如果人类不甘堕落,就只有起来革命,将物联网底层数据、智能技术和资本收归公有;否则,无以建设新的可持续的人机伦理。

如此再造乌托邦,走“通向生命的逼仄小径”(太7:14),道理很简单:想想吧,另一条路,平坦是平坦,可资本主义私有制奔到黑,会撞上什么?机器人全面取代人类,还是数据寡头的独裁?抑或两家联手,一起“饲养”机器人的“宠物”(Steve Wozniak 语),那百无聊赖吃着福利的芸芸公民?

Q:将来如果真是这番景象,那人们只好选择共产主义了。

F说得好,这“只好”二字。人类将通过“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一教导,预言了私有制的未来。

Q:人工智能的崛起,对法律职业也是严峻的挑战吧?

F首先是,大失业;波及各行各业,律所法院、政府部门概莫能外。有美国学者同智库预测,一大半法律规则会被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所取代。人工智能将是传统法律实践的终结者。

Q:您说终结,让我想到法律方面您的专长,知识产权。您在二零一一年一次讲座中说,因为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知识产权将会终结。这么大的变化,怎样理解呢?

F哦,那不是讲座,是国际会议做的主题发言,原文是英文。知识产权的终结,你们年轻人最有体会,不用盗版和仿冒产品,不侵权不翻墙,日子怎么过?但这终结,或法律对多数人的失效、无执行力,不等于说抽象物上的财产权与人格的商品化不顶事,消失了。事实恰好相反,大公司之间,例如苹果、微软、三星、华为,好莱坞跟电商大鳄,还有数不清的“蟑螂专利”公司,知识产权官司天天打。资本要垄断市场,搞诉讼讹诈,全靠知识产权。

Q:冯老师,有学者把您称为哈佛批判法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您认可吗?

F这个我不敢当。但我赞赏肯尼迪、昂格尔他们的批判立场(参《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有批判,才有学术进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从小喜欢反潮流,亵渎“神圣”,哈哈。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些事情,比如“青椒”(青年教师)“压力山大”,不好出声,我们年纪大的就有责任站出来说两句,戳一戳“皇帝的新衣”。

Q:回到《圣诗撷英》,您在序言里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自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练。能否聊聊这一段经历,想必有很多故事?

F写过好几个呢,《玻璃岛》《创世记》里都有,《以赛亚之歌》开篇的《罗嘎》也是。这些故事,我的读者很熟悉了。所以我一看采访提纲就知道,记者是个新手——当然,这也无伤大雅。

Q:不好意思。但我还想知道,您先后在北大、哈佛和耶鲁求学,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F思想上影响不大。我这一代,叫老三届,就是卷入文革的中学生;我是其中最年幼的,刚念初一。我们是先下乡,到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文革结束才考的大学——只有幸运一点的,极少数人,犹如先知所谓“余数”(赛1:9, 10:22),得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我的“三观”已经毁过又重建了。

所以,我很鼓励我们的学生下基层,到边疆和艰苦的地方去干几年,向老百姓学习,转变立场,追求进步。之后再考研、出国深造或者进国企、投行、国际组织什么的。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Q:您出国早,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二零一零年回国,加盟清华大学,这个决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F其实,零九年已经开课了,同法学院的交流合作从建院起就没断过。一般说,教书育人作为事业,还是在中国或者东亚好,这是儒家传统的一大优点。但是我回国服务,除了学术目标,心里还记着鲁迅先生的狂人那句话,“救救孩子”。大学沉沦了,腐败了,我们能做点什么?我父母都是(抗战前)老清华的,或许,这也是报效的缘分吧。

Q:还有几个小问题,冯老师,您平时看新闻多吗?回首过去一年,有什么新闻事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F只是快快浏览下标题。新闻,我一直关注机器生成(智能新闻)的进展,在美国,体育财经等栏目的即时报道已经相当成熟了。

Q: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F我不太受别人影响。

Q:您最近在忙什么?

F写作。

Q:您最近思考得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F人机伦理。

Q:这几年,您觉得身上发生的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F耳顺了,诚如孔夫子所言。

Q:您近来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东西?

F今天咱们谈的两本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

Q:你认为,推动我们时代进步,最重要的人是谁?

F劳动者,私有制下所有“受诅咒的”人们,les damnes de la terre,如《国际歌》所唱。

Q:您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忠告,或者特别担忧的事情?

F大失业,正在迫近。

Q:生活中,哪些东西会唤起您的好奇心?

F真不少。西谚:好奇心害死猫儿。

Q: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F团结起来(见《国歌赋予自由》)

 

冯象:《以赛亚之歌》,活字/北京三联,2017。

冯象:《圣诗撷英》,活字/北京三联,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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