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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宇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一、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此书中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宗教改革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有别于过去那些资本主义活动背后的“传统资本主义”。韦伯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论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区别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得出来的结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古以有之。韦伯所描述的传统资本主义也是以获利为中心,甚至有着更强烈的经济关切,但是这种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无理性的结果。与之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则是以理性主义为明显特征,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有着一系列配套的理性制度,例如正规的市场、相互协调的理性产业组织、经营与家庭的分离、配套的理性簿记,以及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可计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规则的行政管理)。这些制度背后,无疑都是精打细算的“计算理性”。

制度的区别是表面的,其背后精神气质的区别是问题的关键。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用了两个恰当的事例来挑战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固有印象。其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教诲。富兰克林作为一名杰出的资本主义政治家,他的教诲中无不展现着资本主义社会活动中的功利主义色彩:诚实、勤勉、守时,这些美德之所以被人们遵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给人们带来信誉,信誉能给人带来财富。按照这个逻辑,既然真善和伪善都能带来同样的效益,但富兰克林却是十分坦诚和虔诚地奉行这些美德。其二则是以计件工资为例。传统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提升计件工资并不能激励员工提高产量,这是因为员工总是倾向于满足自己习惯的生活,挣到能满足那种生活所必需的钱。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下层工业中产阶级却是充满了进取精神。在这些人看来,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而是一种精神目的,懒惰比贪欲更加有害于灵魂。

所以在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即面对获利和财富积累的“数字浪漫主义”和鲜明的整体理性主义。

二、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

韦伯在书中主要论述的新教主要是加尔文宗教派。其他的教派,诸如贵格会、浸礼宗等,尽管也曾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但这些激进教派否定日常的尘世生活,试图回到中世纪基督教共同体的修道院生活。这些教派最终没有能够主导历史的潮流。而加尔文宗教派却领导了17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清教革命,而且甚至随着英格兰的殖民,给美洲的资本主义带去了加尔文主义的劲风。可见加尔文宗背后的伦理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加尔文宗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得救预定论,即上帝已经预先选定了能够升入天堂的人,即“选民”,而其他大部分的人就只能堕入地狱。这种教义由于极端的非人性,会给每一个笃信加尔文宗教义的信徒一种空前的内心孤独感。信徒只有一个人上路去理解上帝的谕旨,所以圣事及其背后的教会力量对信徒的影响渐渐弱化,并随着尘世的祛魅过程而消失;又因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使得信徒们坚信自助者天助,只要信徒在尘世中勤勉,信徒就会产生对得救的信念,这种积极的信念使得信徒摆脱了教义产生的虚无感和孤独感,而产生心理安慰和安全感,这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是完全由信徒自己创造出的救赎。

其背后产生作用的逻辑在于:信徒们为了获得与“得救的确定性”有关的问题,必须过一种“净化了的”神圣生活,必须通过不间断地监督自己,使得自己的行为符合上帝的律法。绝大多数信徒并不会无疑地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选民,但是他们仍会把有组织的行为理解为得救状态的标志。

可以看出加尔文宗教派的特点。它将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紧密地联结捆绑了起来,为新型资本主义精神加上了宗教动力(他用上帝的选民代替了僧侣,即用注定待在尘世中的精神贵族代替了出世和超世的精神贵族);它用沉闷的教义赋予信徒坚韧自制和深思熟虑调节自身活动的动机,将每个人的行为纳入到一个系统的自制中,把世俗的经济活动置于宗教控制之下。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浸入与退出

清教徒的道德活力与若干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韦伯在书中并没有认定新教伦理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决定性的唯一因素,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韦伯视其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因素。随着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被宗教改革运动释放出来,原先被视为卑鄙有害的商业活动被赋予了道德合法性,赚钱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开始消解,因为上帝选民必备的品德——勤勉、节俭、冷静、审慎——乃是商业繁荣的最可靠保障,商业获得了新的净化。随之而来的就给诚实经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赋予了稳定性,稳定的生产销售活动不断发展,规模逐渐扩大成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开始腾飞。可见,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内生性的动力,经济活动背后动机的变化是一个从价值理性到手段-目的理性的过程。

当然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价值观与观念需要通过教会的教牧关怀实践才能产生共振作用。价值观与观念保持着自主性的力量,但是只有根植在强有力的载体群里才会发生效力。有时候观点本身严谨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本身就能产生价值观和载体群(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唯物论的观点完全颠倒),例如富兰克林时期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就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教士、神学院毕业生在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的;金融家们为了使自己的商业活动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在实践中或是在死前主动皈依教会;加尔文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教义,利用宗教会议将加尔文宗抬升到教会法的权威地位。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持之以恒的观点,使得价值观和观念最终参与到同载体群成员宗教需求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中,换句话中,价值观和观念会自发自主地获得来自载体成员的解释,以达到符合载体成员利益的效果。

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机器大生产的普及,让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既定秩序,而使得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精神的支持。履行天职作为经济强制,这种外源性的力量,开始接管了对资本主义的控制,而履行天职作为内生性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只能退出。失去了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则是成了一件躯壳、铁笼,网住了其中人们的生活,不断壮大并无情消灭了“自发性生活享受”的官僚制秩序,以至于韦伯发出这样的喟叹:“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而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

四、韦伯的学术抱负

韦伯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学思想巨擎,与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并成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涂尔干以其精确严谨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著称,马克思则是用其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法解决了许多社会学难题。

与涂尔干和马克思不同,马克斯·韦伯在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着重要表现的是社会文化思潮对社会结构根本性的影响,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话语来说,就是解释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未读此书时,笔者曾想当然地认为,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新教伦理的蓬勃发展铺路。但读罢此书后,才发现,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否认社会存在的关键地位,但是他更加强调了,新教伦理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新教伦理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深远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这种“价值观念—行为—社会结构”的经验主义分析方法,韦伯用这种方法驳斥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别有用心地试图用一个理论去解释所有现象的教条,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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