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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石:关于阅读文献(国家治理)

2017年7月12日

孔飞力的《叫魂》当然是一本好书。故事极为精彩,乾隆年间几起发生在江南的剪人发辫的事件,最后竟然发酵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波。但是如果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故事本身,就委屈了这本书,要是较真起来,完全可能找到足以媲美,甚至更加扣人心弦的故事,它不过是不胜枚举的历史叙事中的一片贝壳。故事已经时过境迁,再执着于它充其量也只是推敲某个情节的虚实真假,但既然偏偏是“叫魂”而不是其他“贝壳”激发了后来学者源源不断的学术热情,那它一定具有某种穿透时空、直抵人心的理论的力量,而求知的重点就是能够举一反三。

也正是如此,在我看来,阅读《叫魂》更重要的也许是反复揣摩孔飞力研究问题的视角,而不是他的个别结论。如果把叫魂案的材料原封不动地给你,你将如何利用它们展开铺陈?是仅仅把它看做一场发生在愚夫愚妇间冤冤相报的迷信闹剧呢,还是有本事像孔飞力那样洞幽微察地透过叫魂看得普罗大众、官僚系统、中央政府三者的复杂博弈?以及还能跳出叫魂,揭示在一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中,官僚系统和中央政府不可避免地会为了信息掌控权展开拉锯、斡旋这样的原理准则呢?对同一份材料,却能发现一般人难以看到的问题,这种眼光即使我们难以企及,但应当懂得欣赏。

如果秉持着这种眼光来审视与《叫魂》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周黎安的一系列作品值得关注。以“行政发包制”一文为例,虽然没有半句提到叫魂,但是内在的逻辑是相通的,因此是可以相互关照的。为什么在叫魂事件中官员们要和乾隆暗中抵抗?因为叫魂中很多所谓的“犯罪团伙”往往是跨省作案,而这个国家常态化治理又都是按照属地层层发包,而官僚系统天然的偏好就是循规蹈矩,但统治者却又不得不防范并时刻敲打这种制度惰性,因此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是一个事件当中的两组力量的纠缠,但思路一调整,背后隐含着这个大国的治理模式和上下政府的关系就浮现了出来。还是之前的观点,材料都是一样的,但怎么看材料是因人而异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再看周雪光的论文。有一个概念“帝国逻辑”不时出现,什么是帝国逻辑?帝国逻辑和中国治理有什么关系?先不纠结于概念的细节,核心就是王熙凤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组织、信息、监管、考核,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治理中的麻烦,都是这个国家承受规模之累的派生。所以,官僚机构固有的、巨大的运作成本在中国这个背景下会被进一步放大。当社会发生类似于叫魂这样的关系意识形态问题时,统治者的对手哪里仅仅是制造混乱的人本身,其实还有他必须倚靠的、爱恨交织的官僚系统,这个时候,统治者必定有摆脱常规的冲动,将整饬官场和应对危机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运动式治理。帝国逻辑下,行政发包制和包括运动式治理在内的其他治理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这大致是周雪光的观点。

这些文献显然不是单纯的拼凑、罗列,它们其实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和互补性,在我看来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苦心孤诣出来的,做那种填补所谓的“空白”的研究。而就是非常平实、自然地观察社会。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体的,你揭示的这个方面其实是以被其他学者揭示的别的方面之存在而互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文献永远不能替代亲自对现象的观察、思考与感悟。

那么读文献的作用是什么呢?尽管人们时常从直觉上会感到事物间有联系,但到底是怎样的联系却不总是一目了然,如果还要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联系中萃取出学术意味的话语,更是不免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惑。所以如果脑袋里面空空如也——天才另当别论——对于普通人,大约还是有一个奠基于前人工作上的基本的思维架构比较好,它至少能够帮你像海绵吸水那样迅速地抓取有关信息,进行整合,不至于茫然。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只能看到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前见影响观察是很难避免的,我认为,应对的办法不是去掉前见(去不掉!),相反是头脑里装上更多的前见,尤其是相互冲突的前见,避免让一种想法一手遮天,这样看现象时候也许会平和一些。

 

推荐文献: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载《社会》2014年第6期;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周雪光:“从 ‘黄宗羲定律’ 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制度线索”,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载《社会》2014年第6期;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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