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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双一流”大学没有“废物” ——2021年法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摘要] “双一流”大学没有“废物”,只有心态需调适的“人才”。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认识到视野不足和资源匮乏,完成校园适应过程。然而,接下来绝不是麻木不仁或怨天尤人,而应当树立健康的心态,坦然面对自己的缺陷,利用大学平台提供的资源,弥补短板,在适应中成长。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在线的校友们、家长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祝贺同学们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基于各位梦想的实现,法学院今年迎来一个突破——本科录取调剂率为0%,第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2.6%。至于研究生第一志愿录取率,法学院向来是100%。这既源于大家的选择,也是过去几年法学一流学科建设成就的社会效应,更是几十年来中南大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积累。

今天,我第一次以院长身份面对同学们——几周前还是老院长徐涤宇教授带队迎接你们进入校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跟大家讲点什么呢?就谈谈进入校园之后的适应吧!校园适应既是同学们立即面临的问题,也是贯穿整个大学时代、伴随各位成长的重要议题。

刚才赠送给大家的书《寒门子弟上大学》,就关涉这个议题。这本书研究了美国精英大学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群体,有中产以上的高富帅、白富美,也有挨饿受冻、畏首畏尾的寒门子弟。寒门子弟分为两类。一类是“寒门幸运儿”,他们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了昂贵的私立高中,提前接触到精英的校园环境,积累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另一类是“双重贫困生”——既是经济上的穷人,也是文化适应上的低能者,他们通过奋斗成为精英大学的宠儿,但是缺乏适应精英环境的能力,在校园到处碰壁,成长不顺,严重的甚至遭遇心理健康挑战。

这本书是我的朋友田雷教授翻译的,八月份甫一出版就邮寄给我。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触动,不自觉闪回自己的大学生涯。现在,经我建议,法学院把这本书赠送给大家。书中触及美国的校园适应议题,用的是阶层和社会平等视角。平等是中国法律和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而不平等具有广泛性。

田雷与我是同一级的大学生,我们被誉为“跨世纪的一代”。1998年,17岁的田雷从家乡江苏沛县出发,到四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大学。来自县城的他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不会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会各种乐器?为什么上海来的同学目标是出国留学,而我却想着回老家做公务员?同一年,18岁的我从家乡湖北咸宁出发,到达八十公里外的这个校园。来自乡下的我,没有田雷那么多困惑,但自卑、胆怯、惶恐始终伴随大学生涯。进入大学前,我就拥有这样的常识——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平等的。田雷来自县城,中学时代也许对不平等不太有感受,进入大学后突然感受到县城青年与大城市青年的距离;而我来自农村,初中开始在市区重点中学上学,类似于“寒门幸运儿”,早已适应城乡差别,进入大学后不再有那么多震撼。

大学毕业后,田雷没有回老家做公务员,而是继续在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再后来又去耶鲁大学读了法律硕士学位(LL.M.)。工作后,他先后在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一流大学”任教。可见,田雷很快就适应了校园,与大城市青年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我也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点一点进步,不断积累自信,直到成为教授后,心态才真正放松,不再胆怯,不再惶恐,无所畏惧。我从未与田雷交流过校园适应乃至更广泛的社会适应的历程。我猜想,相对而言,他走得比我轻松。

有一句话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校园适应和社会适应,都与此类似。高富帅、白富美用优雅轻松、淡定从容面对生活,而寒门子弟难免心态紧张、负重前行。总体而言,寒门子弟的校园适应,困难更多一些。尽管如此,仍然是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挑战。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学会去“治愈”。“治愈”不仅仅只是为了适应,还为了成长。

阅读《寒门子弟上大学》,可以认识美国社会和校园,平等的表象被打破,光鲜的表面之下隐藏着巨大的不公,来自底层的大学生艰辛前行。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在我和田雷上大学的年代,社会分化刚刚开始,明显可见的主要是城乡差别,市场经济导致的深刻分化开始发生,尚未广泛反映到社会心理上。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美国大学里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在我们这并不存在。但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很大分化,这种分化深刻影响校园,深深嵌入我们的心智结构。“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话题,成为时代和大学不得不关心、不能不回应的问题。

“小镇做题家”,就是出身村镇的寒门弟子。他们在中学阶段依靠“题海战术”,迫于师长的压力与管教取得优异成绩,考入一流大学。但在步入大学后,光环迅速瓦解,学习难以超群,眼界受到局限,社交能力成为发展短板。他们有着学霸的光环,但挣不脱成长环境的束缚,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哀叹前途迷茫,从而自嘲“985废物”。“小镇做题家”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国家高速发展四十年,城乡、区域、阶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投射进了校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痕迹。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必须防止重蹈美国覆辙——教育成为社会不公平的再生产机制。常春藤名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精英阶层,且家中往往有长辈校友。精英大学将社会不平等正当化,阶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充斥其中。而在中国,城乡差别、区域差别、阶层差别同时存在,教育还能不能改变命运?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治国者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田雷教授现在在思考教育的政治,而1998年来自县城的田雷同学需要在震惊和困惑中适应校园。同样,今天我们每位同学都要面对校园适应,并在适应中成长。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体会和思考,借此机会向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自身的思维缺陷,重新思考人生目标,开放更多可能性。很多学习能力出众的同学,从信息不发达的地方走出来,在狭隘的环境中被灌输了一些低价值的目标,并矢志不渝的为之奋斗。这无疑限制了选择更精彩的道路,很可能“贱卖”能力。一旦无法跳出成长的那个环境,这种目标固化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而我们的智力水平又较高,自己会从“美梦”中惊醒,认识到那些价值的虚幻性,从而陷入痛苦与迷茫。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校园适应,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将从前的“价值”放下,重新去观察世界,定位人生。聪明人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努力跳出成长环境带来的枷锁。在这方面,我一直打心底里感激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只受过三年小学教育的农民,年轻时曾摸索到过武汉和长沙,见过大城市。在我上大学时,他跟我讲:走出这个村子,就不要想挣钱这种事情,要立大志向,好男儿志在四方。他没法确切说清什么是大志向,但他知道要跳出乡下人的思维。

其次,我们应当利用大学这个平台,跳出思维的牢笼,积累成长和发展的资源。很多人不是意识不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而是受制于家庭环境、生活环境的阻力太大,无法从中自拔出来。由于成长环境的物质或精神匮乏,他们缺乏安全感,不敢跳出思维的舒适区。偶尔跳出来,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人生,很快又遭遇各种困难,从而变得“清醒”而后退。这是人之常情。真正实现逆袭,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大学给我们创造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些条件不是自动上门的,需要我们自己通过努力去抓住。一般来说,富家子弟确实更加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这些机会来实现自我发展。寒门子弟更加需要有这种意识。正是因为寒门子弟的资源更少,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对他们而言更加弥足珍贵。“寒门难出贵子”反映了某种社会焦虑,但并不是事实,到今天为止,大学仍然是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重要渠道。

再次,我们应当摆正心态,学会平衡欲望与现实,在坚持、妥协和选择中实现自我。这是我们终生都要面对的问题,而进入大学是其中一个关口。我们大多数人都从某个小地方来,在校园里会形成新的秩序。每个人会被定位,自己也需要重新定位。曾经的学霸,可能发现“做题”的能力不再重要,周围每个人都有特长,而你就像田雷一样,既不会打篮球,也不会任何一种乐器。同样,高分考进来的研究生同学,可能发现你的同学本科时就开始学术训练,阅读的学术著作是你望尘莫及的。尤其高考后进入大学,这是我们人生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最为激烈的阶段之一,因此保持积极的心态十分重要。理想和现实的差异、能力和欲望的不匹配、只会学习不会解决矛盾的痛苦、小我和大我的关系,等等,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甚至挑战心理健康。负责学生工作的筱彤副书记,给我讲过很多心理偏差的事例,他们让人倍感惋惜。我有一名研究生,从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考进来,一直十分上进,但他拼尽全力也做不到最好,有的同学智力基础比他好,学术训练比他早,他于是陷入焦虑。我对他说:做第二、第十、第一百,就没有意义吗?出路在于承认自己的实际处境,并解构自己的欲望。我们要努力,也要看到努力的极限,要学会与自己和解,要承认人生不止某个方面的竞争,大学里不止学业的竞争。

同学们,进入校园后,我们会有很多困扰。我们需要应对这些困扰,学会适应,还要在适应中成长。“双一流”大学没有“废物”,只有心态需调适的“人才”。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认识到视野不足和资源匮乏,完成校园适应过程。然而,接下来绝不是麻木不仁或怨天尤人,而应当树立健康的心态,坦然面对自己的缺陷,利用大学平台提供的资源,弥补短板,在适应中成长。像田雷那样,在学业上走向世界名校,在事业上走向成功。

 

陈柏峰教授个人简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兼)。陈柏峰教授为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兼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湖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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