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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在高层次人才签约聘任仪式暨新教工入职典礼上的演讲

陈柏峰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事:

大家节日好!

能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作为高层次人才代表发言,我倍感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谢学校多年的培养,感谢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诸位恩师,感谢同事们和领导们,也感谢我的学生们!去年今日,我在这里受聘青年长江学者,当时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今天,我想沿着之前的主题,谈谈“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点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任务和使命。

作为时代任务的承担者,我们是十分幸运、无比光荣的。这样的时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学者都有,更不是每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只有身处大国,才有可能承担如此伟大使命。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会科学战略空间,有庞大的学者群体,有丰富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学术问题意识,可以自主设置研究议题,可以建构有独立性的学术场域,建立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社会科学。小国由于缺乏战略空间,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从业者,很难建立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摆脱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难想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建立规模化、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它有社会科学研究,但其实质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还在于,其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是小国所不能忽视的。大国的社会科学是小国所无法逾越的,它构成了对小国的制约,是小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小国往往只有通过大国才能了解自己,只有依附大国才能表达自己。当然,小国的经验并非不重要,但只有在大国的经验衬托下,在大国的话语体系中,它才是有效的。正因此,西方学术中的巴厘岛经验对巴厘岛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而只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中才有其意义。

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大学建立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是从欧洲和美国开始的。伴随着欧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社会科学在世界传播开来。中国在遇到西方文明后,感慨于船舰利炮和制度文明,在西方压力下开始学习社会科学,建立相应制度体系。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中心仍然在西方,过去是欧洲,后来转移到了美国。无论是学者的素质,还是作为制度基础的大学,都是欧美占据压倒性优势。社会科学体制,是作为对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制的回应而生的,是西方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伴生物。

西方社会科学以欧美经验为起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它的学术问题意识、研究议题设置、战略导向,都难免受制于此,甚至它的理论形成、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很难脱离欧美经验、视角和利益的制约。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我们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文明延续了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天下秩序和生活向度。今日世界体系的形成,并非建基于中国体制,中国是被动卷入的,作为相应世界体系伴生物的社会科学,也不是从中国诞生的。然而,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进入世界体系,必然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而如何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运用其立场和方法服务于中国,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是无法回避、需要主动作为的历史宿命。伴随着中国崛起,这种使命更加迫切。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才更有意义,我们的时代使命才更有价值,我们的学术事业才更加崇高,我们的学术梦想才更加伟大。面对时代使命,我们应该如何作为?我愿分享个人看法。

第一,面向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国近七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如此之大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数十年的变迁可与欧美国家二百年相当。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让中国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经历见证。中国的经验现实,给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后革命时代的开端,其发展之隐晦、影响之复杂,其治理的困境,连同政治伦理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化,实在是一流社会科学的经验材料和学术基础。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应对中国经验有着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洞见,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搭建经验与理论的有效桥梁。

第二,秉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其中真实的学问,也要看到其中失真的地方,应当善于学习有益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真正服务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对此,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特别值得学习。基于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轨迹,欧洲是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基于独特的强国路径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中心。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以美国经验证实或证伪了欧洲社会科学理论,而是因为美国社会科学有效解释了美国经验。美国社会科学在崛起过程中兴起了众多学派,大多建基于美国经验,而非抄袭欧洲理论。中国学者若能在政治意识的高度上,不为社会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所误导,深刻把握中国经验,不为社会现象的纷扰复杂所困惑,不为意识形态霸权所捉弄,辨伪存真,才可能无愧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既伟大又充满凶险和挑战的时代。

第三,探求表达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逃脱悲剧性命运。他们无法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社会科学表达,必须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一旦如此,他们表达出来的就不是自己,他们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更多的非西方学者,甚至不会思考如何表达自己的民族。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充斥着大量仅仅跟随西方学术议题的学者,他们的学术与母国毫无关系。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放到非西方社会,所有的知识与学问都可能扭曲失真,概念不符合经验现实,理论抽象而脱离实际,学术命题泯灭了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学术研究成为带着西方偏见的推论,政策主张缺乏对现实难题的应对能力。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虽然中国一直延续着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因此,探求表达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这是面对时代使命所需做的基本工作。

第四,找到沟通古今中西智慧的方法。费孝通先生晚年指出,传统社会科学被“主客二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而诸如儒道等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思想,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却无法用现代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费先生提出,要扩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找到“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今天,我们急迫面临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人乃至一切非西方社会的心智,及其背后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但它们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理路,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思维、范畴并不相同。因此,就必须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就是创造新概念新话语的过程,经此过程才能融会古今中西的智慧。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去解释那些与西方社会科学相“悖”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同事们!同志们!我们这一代学者,生逢其时,时代给了我们不凡的使命。让我们脚踏实地,勇于承担时代使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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