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

陈柏峰:乡村江湖、基层政权与“扫黑除恶”

  一、乡村“混混”及其江湖的组织结构 “扫黑除恶”是近期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1]这本书是我2008年的博士论文,到今年正好十年。在这本书中,我主要研究了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农村的“混混”群体。现在,我对混混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

刘磊:基层政权建设的演变及进路——以政-民关系为视角

    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推进,我国基层从结构到生态都发生了变化,基层政权建设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共十九大指出要“巩固基层政权”,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基层政权建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抓住其中的...

印子: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十年前,黄宗智认为以清代帝国行政实践为代表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顽强地延续至民国、毛泽东时期和改革时代的治理实践[1]。这种简约主义的行政模式,展现出国家与社会二元之间的相互协调,并集中交汇于一系列高度依赖“准官员”的基层治理领域。农业税费取消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构开始与累积...

朱政、徐铜柱: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面向基层社会提出“乡村振兴计划”的重大命题,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贺雪峰: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

一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变化时期,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 同时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在中国不同地区发生着不同的变动, 因此形成了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复杂样态。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讨论。 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分别是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看,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分化, 不同地...

丁轶:承包型法治:理解“地方法治”的新视角

引 论   毋庸置疑,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上主张“政府推进型”模式还是“社会演进型”模式,其实都离不开“地方”这一重要的中介。一方面,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兼具领土大国和人口大国的国家中,中央的作用有时非常有限,客...

于龙刚:社区性宗教:乡村基督教传播再认识

文章版权为《原道》杂志社所有,转载请注明。 一、问题的提出 19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乡村地区迅速传播,农民群体中的信徒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一现象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经典世俗化理论认为,伴随社会现代化宗教必然发生衰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宗教从公共领域退出,被限制在家庭和个人主体性等私人空间,成为信徒在身...

狄金华、黄伟民:组织依附、双边预算约束软化与清末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基于轮船招商局与清政...

一、问题的提出 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由清末洋务派名将李鸿章于1873年所创办,也是近代最早实行“官督商办”管理体制的企业。李鸿章在招商局开局前曾经对其“官督商办”的运营方式作出规定,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①,“所有盈亏全归商认,...

强世功:中央治港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二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具有巨大生命力。然而,最近一些年来,香港经济、政治生态持续恶化,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对香港的长治久安构成挑战。 “一国两制”意味着中央在内地和香港采取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和治理模式。在内地中央采取直接治理模式,...

杨华、袁松:行政包干制:县域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基于华中某省D县的考察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县域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环境和治理面貌得到较大改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厘清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机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①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已认识到县级政府及官员在县域经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