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专题

经历了近30年左右的扩张,中国法学教育陷入了供给量过大,但又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法学教育现状及未来走向,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篇文章

超越法律职业主义——中国法学教育的反思和展望

陈欣

[摘要] 本文从整体和内部的视角考察中国法律职业教育的三个互相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知识教育”、“法律技能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反思法律职业主义在中国的意义和限度。本文认为,当下中国法律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呈现出强烈的技术主义倾向,忽视了转型中国社会对职业法律人的本土化和多元化需求,也不能满足转型中国社会对多元化法律人才的需求,因而也很难回避外界对法律职业的不满。面向转型中国的中国法学教育,应当超越法律职业主义,坚持“中国本位”、“政治意识”和“通识教育”,以培养“法律人政治家”为更高目标。

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

李学尧

你将永远不能够通过教授使坏人成为有好品德的人。          ——柏拉图   显然,道德产生于一种他者的威胁,或者说,源于对他者的责任。现代社会纷繁复杂,道德场景的转化是如此频繁,相互之间的转化是如此迅速,以及违背为他人承担责任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人们不得不更加依赖于一种能够外在化的行为指南。   ——鲍曼(ZygmuntBauman)   一、问题与思路   (一)问题意识 步入21世纪之后,法律人的职业伦理问题,与对司法改革的质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继2004年伴随一系列“律师参与腐败案”、“刘涌案”等事件引发的“律师整顿”运动之后,2008年、2009年又因一系列涉及从业面广泛、级别高的“法律人腐败窝案”,如“黄松有案”、“郭京毅案”等,以及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案件,比如“李庄案”、“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而间接直接地触发了执政党、政府以及民众对于司法改革方向、法学教育等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对此,法学界内部总是习惯于从政治体制安排,特别是宪政安排、权力制约等常识性途径,批判性地讨论和思考这些现象。这样的思路对于中国特有问题的解决是很不足的。 (二)理论前提:日常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分离 引发争议的中国法律人职业道德问题,它带有强烈的双线性,一是属于纯粹的生活道德问题,比如黄松有、郭京毅等人的贪污、受贿、生活作风腐化;另一是与大众生活道德判断或者感觉相冲突,或者即使遵循大众的生活道德,也会出现多重的两难性答案、其中夹杂着工作技巧的伦理问题,比如“刘涌案”中对于需不需要为坏人辩护、“彭宇案”中法官创造一种证据判断标准需不需要考虑社会道德观的反应、“房山法官脱下法袍案”中法官是否可以像常人一样以道德理由斥责当事人,等等。对于这两种现象的有效分类和分离,是我们在理论上正确把握中国当下法律职业伦理状况,以及把脉当下…

明克胜: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

陈柏峰-编辑推荐

概论 法学教育正处于危机之中。面对就业前景非常有限,劳动力市场里充斥着过剩的法学院毕业生。培训他们的机构成为备受尖锐批评的焦点。大学被控诉依旧痴迷于数字化指标,而这些指标与实际的教育价值无多大关联;产生的学术著作仅具有边际效用;而且在为毕业生的实际工作做准备方面并不成功。 对于一个美国观察者来说,这种情况似曾相识。网民、主流媒体以及学术刊物早已经把美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推至公共意识关注的前沿。[1] 很难理解的是类似现象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发生。简单来说,中国的法学教育泡沫在破灭。   本文载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3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为李晓雪、汪婧 鉴于如上所述的转变,中国的法学教育似乎有着光明的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学生而言,法律是最吃香的专业之一。往往最好的学生会作出如是选择,因为法律专业提供高工资的职业前景。[2]对学者而言,中国法学院的快速扩张增加了教育岗位的数量。1997年中央领导人决定将“依法治国”作为党政纲领核心条款,预示着法学界在绘制国家未来图景作用。[3]从政治上来说,不少中外学者希望法学院可以成为思想与人才培训基地,引导中国进行更深的体制改革。 然而,近年的发展趋势令这些设想变成质疑。 在过去十五年,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迅猛。尽管法学院、教师及学生的数量增长了6倍,但就业状况并没有跟上相应的步伐。目前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在高等教育中排在最低位。因此,学生被告诫不要选法律专业;也出现了让学校缩减法学教育规模的建议。[4] 用来扩展中国的法学教育的自上而下考核制度也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副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以成功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为目的,鼓励学校之间和教授之间的竞争,例如,学校设施的规模以及发表文章的数量。这导致从全国综合性的研究大学到地方的师范类院校都追求单调统一的发展轨迹,而不顾学生的实际需求。这种做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