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法治专题

学界多年来讨论舆论监督,希望通过媒体的发育,培育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对公权力的运行构成监督和制约。然而,媒体自身的职业伦理严重缺乏,传播的信息真实性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法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9篇文章

克鲁格、汪晖: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对话)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原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7日,原标题为"错误为我们指明可能的方向"。有校订。   时势:作为自然史的人类行动史 克鲁格:在电影史上,20世纪的电影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们像一面历史的哈哈镜,伴随着我们的革命,也反映着革命的状况。一部电影如果要更全面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要能达到向爱森斯坦和乔伊斯致敬的效果,就必须更为包罗万象。历史以及我们看到的现实没有终结,因此,电影并没有终结,它们仍然十分丰富多彩。我们的祖先和那些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有50亿年历史,这是真实的计时。历史就是一座丰富的大山,其中积聚了无数的经验。其实不是我在记述历史,而是历史在讲自己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收集者,就像格林兄弟收集童话一样收集历史的片段,并将它们编在一起。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路在何方。 汪晖:刚才克鲁格先生说到怎么记录历史自己的发展和变化,用他在电影里面引用马克思的叙述来说,最深刻的历史观不是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而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的历史,我们人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叫时势,我喜欢用这个概念,因为时势跟时间有区别,不是一个目的论的、直线向前的、被组织在既定轨道里面的时间,时势是永远在每一个人的介入和无数的行动交接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围绕马克思有很多争论,因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目的论者,可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和他对历史的观察,"我描述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召唤出来的却是无数的历史行动",这本身也是自然史一个部分。 克鲁格:我非常赞同汪晖教授的意见,我说的"收集"决不是麻木的过程,比如说,商店里摆着的没有卖出去的物品,其实已经附着了人的劳动,我深信不疑。我甚至愿意找人为它们写一曲安魂曲。还有其他一些场合,我们也会将自己的感情,如悲伤,转移到一件物品上。我们的宗旨,借…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访谈)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访谈地点:北京 清华大学 访谈时间: 2004年 8月 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因此,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疑虑首先来源于对资产阶级的普遍代表性的怀疑,它集中在这一问题之上:公共领域的平等原则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吗?这里已经隐含了两种平等概念即形式的和实质的,例如由于政治、经济和其他背景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自由地参与到公共空间里,虽然在原则上,这个公共领域必须是平等的。这个公共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媒体空间,而且也存在于对国家结构的理解之上。资产阶级国家把自己视为公民的代表,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们怀疑它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于媒体的公共性的追究是同一过程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阶级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即公共领域是公共的或是阶级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强调传媒的阶级性,而自由主义则延续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普遍主义宣称,强调传媒的公共性。这两种学说都承续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原则,但各有各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试图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性概念本身的遮蔽性,但这个质疑本身与现代平等观是相关的,即从阶级的视野揭露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排他性和等级性。 今天来看,国家除了其统治阶级的特性之外是否还具有其公共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公共性,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代社会不是过去那样一个有着严格的等级制的社会,阶级的划分也不像贵族制时代那样截然分明,像封建时代那样描述公共领域与阶级的关系不再是恰当的。但无论如何估价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意义,我们都无法否定现代社会中的等级的或阶级的差别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从公共领域来看,也绝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够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出现——什么声音能够出现,什么事情不能出现,即使不能简单地归…

传媒监督的法治陷阱——从“宜黄事件”切入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事件的调研及对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传媒监督的信息真实性存在瑕疵,它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传媒监督立场的检视表明,新闻报道未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传媒未能完全做到角色中立。传媒监督陷入了法治陷阱。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了传媒监督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来实现。

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药家鑫案之所以激起了巨大的民愤,起初是因为药家鑫杀人的情节极为恶劣,且社会公众看不到司法过程的审慎和公正。后来,传媒对案件的讨论进一步刺激了民愤,传媒有粉饰药家鑫“是个好孩子”的倾向,而公共知识分子未能顾及社会公众情绪,将传媒讨论引向了“从药家鑫开始废除死刑”的风口浪尖。这些最终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群体极化,两者之间的鸿沟未能经由讨论而弥合,传媒未能担当起社会粘合剂的委任。在这种背景下,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面对激化的民愤,司法不能不有所回应。这样,罪已至死的药家鑫通过诸种“本土资源”而免死的空间几乎不存在。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