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法治专题

学界多年来讨论舆论监督,希望通过媒体的发育,培育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对公权力的运行构成监督和制约。然而,媒体自身的职业伦理严重缺乏,传播的信息真实性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法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9篇文章

陈柏峰: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 传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资产阶级在成功挑战封建王权之后,才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传媒才摆脱直接政治控制。而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媒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实。当前中国传媒在“党的喉舌”之外,生发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性。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活跃其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通过舆论议程设置,引导人们关注特定公共事件,将政治意图和政治诉求嵌入具体治理性问题中。目前的传媒规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将传媒政治性纳入法律规制。应当保障传媒权利,并为其行使设置底线,保障公众的表达权利和被听到的权利,同时改进管理模式,发挥国有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建设传媒行业伦理。

赵鼎新 潘祥辉: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1]

赵鼎新

[摘要] 社会运动与媒体及公共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英国骚乱中,由于英国主流媒体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因而骚乱迅速平息。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多元而理性,这一运动不会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任何冲击。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中,媒体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媒体、政治精英以及公众有相对一致的主流价值观,但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能力建构公众舆论,互联网上的言论甚至谣言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百姓对问题的看法。微博等自媒体肯定会给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它的出现可能使社会运动的组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使社会运动中的“魅力型领袖”变得重要了。然而互网联也有其局限性,不应高估其作用。在赵鼎新教授看来,媒体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起正面作用,但中国媒体人的素质普遍较低,百姓也喜欢以简单的价值观来站队,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转型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今天的媒体比20年前还是成熟不少。

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

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修改后正式发表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本网站刊登的为原稿件。   一、特定的视角与问题提出的背景 司法与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司法机构所无法漠视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体系中,司法与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司法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谐调的重要标志。 然而,时下中国法学界所关注的并不是司法与传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联系。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在特定的视角中被认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讨论。更直接地说,法学界所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这一特定内容,并以此作为研究主题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其他联系不具有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也不表明法学界对司法与传媒的其他联系缺少热情和兴趣,只是因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具有更为急迫的需求,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的功利性考虑。 解说前述现象,自然会牵涉到提出传媒监督问题的实践背景。总体上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 虽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方略尚未形成,在此方面较多的工作仍然局限于民间层面上对各种方案与建议的讨论,处于实施中的一些措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和浅近性,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较为明确、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这就是:加强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民主性,更为广泛、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传媒监督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和取向而提出的。传媒监督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目标及取向的契合点在于:其一,传媒监督有助于增…

媒体如何利用修辞权力?

李晟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媒体有更强的能力自由地发掘新闻报道素材并引领公共讨论热点和趋势。在媒体发挥其新闻监督作用的同时,伴随着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例如微博、社交网站等高度开放性的自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围绕着新闻监督的一些冲突和争议也随之产生。一方面,仍有不少权力部门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新闻监督采取掩饰乃至对抗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部分媒体对事实的夸张、扭曲乃至虚构也导致公众对其信任度降低,并且使得部分无辜的被批评者受到损害。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显示出关于新闻监督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 在司法领域,近期成为讨论热点的一系列案件,都充分体现出这种媒体的新闻监督同法治之间的纠结关系。在例如李天一案、夏俊峰案、“房姐”案等等的热点案件中,都离不开媒体的深度介入。媒体的介入引领了公共讨论的议程设置,使得讨论主要在法律之外的层面展开,并且引导公众趋向于某些较为主流的“民意”,构成对于司法机关的压力或是质疑。当然,这也是新闻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其意义,但更有必要对其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而不能用一种基于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构建的理想世界的想象来加以理解。 公权力的威胁 从一般意义的法理而言,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尔指出,正是对自由言论和多样性意见的保护使得真理得以浮现出来,并获得自我矫正功能,霍姆斯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的比喻。在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不同言论在思想市场中展开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也就形成了净化机制。而在言论自由的思想市场中,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又有着特别突出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公众特别依赖于新闻媒体来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新闻媒体的自由因而从一般意义的言论自由中分离出来加以强调,新闻媒体由此成为了制衡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的第四权力。虽然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国情与法制体…

从唐慧案看中国法治生态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9月5日,湖南省高院发布消息,持续已久的唐慧案重审宣判,两名主犯秦星与周军辉的刑罚由前一次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虽然此案会否就此落下帷幕,目前尚属未知,但从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反映出中国法治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 “唐慧案”实际上由三个案子组成:一是唐慧的女儿乐乐被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二是唐慧被劳动教养行政复议案,三是唐慧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案。三个案子中,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处于核心位置,但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和舆论对三个案子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强迫卖淫、强奸案件的刑事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这再次引起社会和媒体对“唐慧案”的关注。唐慧案涉及“乐乐被强迫卖淫”、“唐慧上访”、“唐慧被劳教”等多个互有因果但却彼此相对独立的事态,牵扯到7个犯罪嫌疑人、唐慧、警方、几级地方法院、地方政府、媒体等多重主要参与者和利益主体,因此,这一个案可能呈现中国法治的复杂生态。   虽然这已是终审判决,但此案能否就此画上句号,尚属未知。 唐慧的策略:上访 最近几年,因强迫卖淫罪而被判死刑的判例几乎没有出现过。从媒体公开的案例来看,仅有重庆“打黑”期间的“美女黑老大”王紫绮被判并执行死刑,但王有五项罪名,强迫卖淫罪只是其中一项,更严重的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此外还有组织卖淫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而且,王强迫妇女卖淫造成了多名妇女重伤、轻伤的严重后果。“唐慧案”中的几位刑事被告人的罪行显然难与王紫绮相提并论,而在媒体公开报道的强迫卖淫罪的判例中,判决有期徒刑的居多。正因为这些原因,作者在最初看到“唐慧案”的刑事判决时,就感觉判刑过重,此案背后“必有蹊跷”。如今最高法院的裁定和新闻媒体对案件其它相关事实的揭示,都印证了这一点。 唐慧称她年仅十岁的女儿被逼卖淫并因此染上难以治愈的性病,因此坚持所有的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