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基层法治研究所成员的社会观察与返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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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 | 张帅正:无声的草原年:从“禁炮令”看牧民守法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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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张帅正 我的家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是内蒙古地区为数不多的牧业文化地区,蒙古族人口占比百分之五十左右,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由于宽厚的土地政策、独特的地缘环境,保留了内蒙古地区相对纯正、汉化程度低的牧民群体,他们对于政策、法律之认识有别于一般人口密集地带的农村居民。我回家时恰逢华北地区全面宣传“禁炮令”之际,我下意识地认为家乡的牧民群体可能因地缘限制、语言差异和较低的法律意识而难以积极响应“禁炮令”。事实恰恰相反,东乌旗牧民群体在法律意识普遍缺位的情况下呈现出了高水平的守法实践和积极的守法心态。 一、知法与守法错位的牧民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小年,小年是蒙古族极为重视的节日。根据以往经验,蒙古族会在小年之际着传统服饰举行篝火晚会,以此表达祈福意向。疫情前,中心广场举行的篝火晚会一向是东乌旗这个小县城难得的热闹时刻,当晚,蒙古族会穿着华美的蒙古袍出现在篝火旁,汉族则会成群结队地去广场上“凑个热闹”。久而久之,小年成为了东乌旗居民共同的重要节日,创造着此地居民们的共同记忆。无论蒙族汉族,在如此重要的节日里燃炮庆祝自然顺理成章。自有记忆以来,小年的清晨我必然会被炮声早早吵醒。但今年的小年不同于以往,我醒来时已是清晨七点三十分,窗外十分安静,并无以往小年的喧闹。我知道应该是“禁炮令”生效了,这个结果来得意外,又预料之中。令人意外的是“禁炮令”的被落实力度,预料之中的则是似乎东乌旗的居民一向展现出高水平的守法实践。为何“禁炮令”得到如此彻底地贯彻?是因为牧民法律意识强吗? 我的舅舅是典型意义上的牧民,通过他我得以接触不同民族、年龄、财富状况牧民。 过年期间借拜年机会随舅舅展开了一次访谈。我访谈了数位年龄、民族、财富状况、受教育程度均各异的牧民,随后也与家乡当地法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定交流。访谈结果…

回乡记 | 曾翔:对城乡关系及其演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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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回乡拜年 (一)短暂的返乡经历 每年过年都会回乡,今年也不例外。大年初一,跟着父母一起从武汉返乡。今年回乡很快,大概花了不到两三小时。乘上地铁,然后转客运巴士坐到老家相邻的官桥镇上。小镇在武汉的最西侧,归蔡甸区管辖,位于武汉市与汉川市的交界处。每次回乡都会来到这个小镇的集市上,路上也有许多同行返乡人。这个小镇正处于返乡路途的要道上。在官桥镇下车后,会先打电话,联系开“麻木”的老乡,等着他过来接我们。官桥镇集市有着不少的铺面都在销售年货。在等待期间,我们还在官桥镇的一家商铺上采购一些鞭炮、纸钱和礼品。随后,等麻木来后,乘上麻木,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老家的湾子里。 回乡后,要做的事情也不多,拜年、祭祖和看望老人。这是绝大多数人回乡的理由。我们先看望了住在老屋里的奶奶。随后是到后山的墓园里祭拜了太爷爷和爷爷,烧了些纸钱,放了鞭炮。然后向还在湾里住的亲戚拜了年,从亲戚那的菜园里采了些菜。后来又与几个同是返乡的邻居简单寒暄了一会,简单吃了个午饭。饭后,再次回到老屋,和奶奶聊了会天,问了问近况。做完这些,在乡里也没做过多的停留,便匆匆返程,回到武汉。整个的过程很简单,时间也很短,上午9点出发,下午4点不到就回来了。回来后,一家人跟着在武汉的亲戚过年。 (二)村里呆不住了 最近十几年,年年回乡大抵都是如此。印象中,从初中以后,就再也没在乡里过年了。每年都是回乡拜年,看望亲人。这些年,回乡后在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以前还会住上一晚,待个把天。后来不再住宿,在一天内往返。到现在,几乎五六小时就能完成一次返乡。在村里是越来越呆不住了。而这也是正常的。一方面是因为回乡变得容易了,另一方面是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返程回乡变得容易了。过去十几年间,回乡的交通越来越多样、方式越来越多。道路,虽有好坏,但都是水泥路,也是一路通到了…

回乡记 | 邓豪:消失的集市:乡村变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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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   城市不缺乏热闹的场所,但乡村除节日和红白喜事外,大部分时间平静单调,集市为乡村生活增添了热闹的气息。在赣南地区,若干自然村的村民会在每月固定的日期赶集,笔者童年时关于热闹的记忆,大部分是集市上的所见所闻。 再次回到乡村,笔者发现集市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尽管回乡的体会和见闻有很多,笔者最想讨论的是作为缩影的乡村集市,借助对集市的观察,或许能够理解家乡的变化。笔者匆忙回去又匆忙回来,未对集市中的方方面面做细致的调研,但对于乡村的种种变化有深切的体会,而这些变化又都与集市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笔者试图在文中描述这种联系。 二、H镇集市概况 (一)集市的空间 H镇的集市很早就从露天转向室内场所,旧农贸市场原先在镇上的东部,新的农贸市场大约在2008年建好,位于乡镇的西侧,这是由于圩镇向西边开拓,镇中心向西部转移,居民多居住于新大街两侧的自建房。新农贸市场能够容纳100多家商户,农贸市场内的大部分摊位以职业的商贩为主,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居民。市场中也有兼职摆摊的村民,售卖自家多余的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与干货、腌制菜、家禽类等。H镇中心区域地处丘陵地带包围的小平原上,区域内的集市以镇为单位。H镇的集市,以镇中心为圆心,辐射半径约为3-5公里,“集市半径”内的小村落大致上也就是乡镇下辖的村组。镇中心不仅仅是集市的场所,基层政府的办公场所以及提供给村民公共服务的单位也在这里:H镇的中心区域由新大街、来龙街、明珠大道、湾下大道以及S226省道五条干道组成。这些街道两旁,包括镇政府、公安派出所、医院、中学与小学、银行、诊所、商铺、饭店等等。其中,镇政府与医院、小学、派出法庭与基层法律服务所集中在横向的干道两侧,是镇上的中心地带。H镇公安派出所和森林公安派出所在镇的东部,两个派出所牌子不同并且分开办公。 但农贸市场并不能满足摆摊的需求,…

回乡记 | 生育观念与村庄秩序:从催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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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奶奶有七个孩子,我读小学时年纪最小的叔叔仍未结婚,每逢春节叔叔被亲戚们催促结婚,张罗相亲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再往后,是表兄们到了适婚年龄,亲人相聚时少不了以询问或说教的方式催促他们结婚。我的祖姑母今年九十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三年多了,大部分记忆都已丧失,但她还时常对我姑父念叨“华强(姑父的二儿子,祖姑母的孙子,已经结婚十多年了)也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你得抓紧帮他把媳妇娶回来啊”。催婚为何普遍?当再次回到家乡,我重新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催婚场景,发现它与生育观念、村庄秩序之间有着联系。 一、催婚的起因:村庄内的生育竞争 乡土社会中婚姻与人的生命历程、精神归属与意义世界密切关联,且代际关系、生育竞争也影响着人们对婚姻时间的判断,子女在适龄时未婚便意味着未完成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任务,难以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晚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育时间的延后,而即使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后,村庄内的生育竞争也仍然存在。以赣南地区的一个宗族性自然村为例,这里有40多户村民,村落以夏姓为主要姓氏,此外还有李、吴、章三个姓,其中李姓三户、吴姓四户、章姓一户,吴姓的四户人家中有三户都未生育男孩,多生育2到3个女孩。其中一户生育的男孩在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成年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未能成家立业,母亲去世后便由政府抚养,在养老院生活。其他两个小姓虽然生育了男孩,但在村庄的生育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 对于吴姓的几户人家同时未能生育男孩的原因,我认为是巧合所至,但又觉得出现这种概率的情况极低——新生儿是女孩的概率是50%,而吴姓的几户人家共生育了6胎女孩,那么概率就仅为1.5%。为此我好奇地问过其他村民,他也未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只是用比喻的方式描述道:“这可能就像树林里面的树木,大树将小树的生存空间占据,小树便逐渐消失了。”的确,生育意味着竞争,而且更多是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