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张帅正

我的家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是内蒙古地区为数不多的牧业文化地区，蒙古族人口占比百分之五十左右，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由于宽厚的土地政策、独特的地缘环境，保留了内蒙古地区相对纯正、汉化程度低的牧民群体，他们对于政策、法律之认识有别于一般人口密集地带的农村居民。我回家时恰逢华北地区全面宣传“禁炮令”之际，我下意识地认为家乡的牧民群体可能因地缘限制、语言差异和较低的法律意识而难以积极响应“禁炮令”。事实恰恰相反，东乌旗牧民群体在法律意识普遍缺位的情况下呈现出了高水平的守法实践和积极的守法心态。

一、知法与守法错位的牧民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小年，小年是蒙古族极为重视的节日。根据以往经验，蒙古族会在小年之际着传统服饰举行篝火晚会，以此表达祈福意向。疫情前，中心广场举行的篝火晚会一向是东乌旗这个小县城难得的热闹时刻，当晚，蒙古族会穿着华美的蒙古袍出现在篝火旁，汉族则会成群结队地去广场上“凑个热闹”。久而久之，小年成为了东乌旗居民共同的重要节日，创造着此地居民们的共同记忆。无论蒙族汉族，在如此重要的节日里燃炮庆祝自然顺理成章。自有记忆以来，小年的清晨我必然会被炮声早早吵醒。但今年的小年不同于以往，我醒来时已是清晨七点三十分，窗外十分安静，并无以往小年的喧闹。我知道应该是“禁炮令”生效了，这个结果来得意外，又预料之中。令人意外的是“禁炮令”的被落实力度，预料之中的则是似乎东乌旗的居民一向展现出高水平的守法实践。为何“禁炮令”得到如此彻底地贯彻？是因为牧民法律意识强吗？

我的舅舅是典型意义上的牧民，通过他我得以接触不同民族、年龄、财富状况牧民。

过年期间借拜年机会随舅舅展开了一次访谈。我访谈了数位年龄、民族、财富状况、受教育程度均各异的牧民，随后也与家乡当地法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定交流。访谈结果显示牧民群体的法律意识存在缺位。数位受访牧民包括富裕牧民、普通牧民、羊倌等不同人群。大致可分为A、B、C、D四种身份类型。A类身份定位为：中年、汉族、富裕、初中文化；B类身份定位为：青年、汉族、中等收入、大学文化，是新型牧民；C类身份定位为：中年、蒙古族、中等收入、无教育背景，D类身份定位为：青年、蒙古族、中等收入，高中文化。

第一，我询问了受访牧民一个共同问题：从你的经历来看，你认为牧民在面临法律纠纷时会选择打官司吗？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给出的答案极具地方特色。一方面他们认为牧民群体平时生活在自家的牧场上，鲜与外界接触，也没有邻居，相互间的矛盾摩擦本就极少，有个别的法律纠纷都集中在还款纠纷上，因而极少需要法律介入。牧民的牧场是固定在一地的，他们的家就在自己的牧场上，不会出现找不到人情况。这样的现实制约决定了欠款牧民处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状态。只要牧民不放弃利润丰厚的畜牧业，那么他必然得依赖自家的牧场谋生。而牧业生产的时令性决定牧民会在同一时间进行牲畜售卖，牧民之间十分清楚彼此在什么时候钱袋充盈。所以欠款纠纷对于牧民而言是好解决的，只要在债务人有钱时去其家中要钱即可。另一方面牧民也知道打官司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流程，牧民并不擅长、也不希望多次往返于法院，所以极少出现牧民间的官司纠纷。

第二，我询问了受访牧民对于法律、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基层政府的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意料之中的否定回答，但中年和青年牧民给出的理由有所不同。中年牧民的理由是笼统的。他们经历过基层政权相对不受制约的时代，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公家”抱有天然不信任感，认为上述机关容易“仗势欺人”，并向我讲述了从前听说过“公家”做过哪些显失公平的事情。在他们的印象里，找“公家”办事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需要做好行贿的准备。但是细化到个人经历层面，他们并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相关事例。

青年牧民则并非如此，他们的理由是辩证的。不论受教育程度，他们并不绝对地认为“公家”一定是和群众相对的，懂得借用不同的话语体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认为就算是“公家”也不能随便侵害他们的权益，不然他们会以上访、曝光等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他们同样认为司法是难言公正的。就访谈结果而言，这样的认识小部分来源于传统的塑造，大部分来源于媒体报道。青年人几乎都会使用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平台，这些平台上出现的司法案件正负均有，但负面报道更能引人注目。青年牧民接触到，并在茶余饭后进行讨论的司法信息多为负面，进而对司法机关形成了负面印象。他们认为司法机关和其他办事窗口一样，就算最终可以解决问题，也要“为难”一番。故而他们同样不能完全信任法律、公检法机关。

第三，我询问受访牧民是如何知道“禁炮令”，又为何贯彻“禁炮令”。中年牧民多是通过口口相传的途径得知的，他们的嘎查（村）微信群内并未大力宣传禁炮令，嘎查干部转发的“禁炮令”推文实际上并未引起重视，中年牧民并不知道警方曾惩戒违规买炮者，也未曾收到明确的禁令性的通知。谈及遵守“禁炮令”的理由时他们只是说：“人家不让放就不放了”。当我向他们科普外地对此展开的严厉惩戒措施时，他们纷纷表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如此严重的事。青年牧民则早早就通过朋友圈、新闻媒体等形式了解了“禁炮令”的推行力度，他们认为中国人爱面子，在冬奥这种场合给官方“上眼药”（方言，意指无事生非）是个不合时宜的行动，基于理性的考量，他们认为没必要放炮。

第四，我向当地法院工作人员询问本地牧民群体的法律意识现状。工作人员认为牧民法律意识不高，往往不会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一来是他们本就不够信任、了解法律，游牧生活中法律的角色无关紧要。二来是牧民往往没有取证意识，导致诉讼流程要么无法进行，要么趋于冗长繁琐，长期以来牧民更加不愿意选择诉讼。

在法律意识缺位的前提下，是什么样的原因驱动牧民积极配合“禁炮令”？

二、是压力还是意愿？

对于上述情况的解读，我倾向于认同是“不得不如此”的现实压力迫使牧民群体“知行错位”。对此我进行了几点可能的推测，不过观察所得的事实证明我的推测缺乏根据。

首先考察的是物质制约情况。即是否无炮可买？答案是否定的。一月二十五日当天我即前往街头的卖炮商店进行观察。当时街上的卖炮商户半数处于营业状态，我问炮店老板为什么在“禁炮令”下仍可以卖炮，老板的回答是：“没那么绝对”。据我后续的观察，直到一月三十日，仍有个别炮店在卖炮。“无处买炮”这个答案无法成立。

其次考察的是外在威慑力度。即东乌旗公安机关是否进行了力度大、宣传性强的“预防性执法”？答案是否定的。禁炮令涵盖范围内的公安机关无疑都高度重视该方面的执法，但是不同地区采取的执法力度却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专门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同学询问当地公安、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据不同地区的同学所述，山东省J县为宣传“禁炮令”大费周章，但收效甚微，同学的评价是“村里放炮几乎不受制约”。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禁炮工作同样开展得并不顺利，内蒙古西部地区城市、农村是汉族占比极高的农耕文化区。这些地区为执行“禁炮令”可谓大费周折：H市城区公安曾行政拘留卖炮的商贩；T县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首先采取了进入村民家中没收烟花，给村民仓库贴封条、请求公安拘留贩卖烟花者等强力措施。上述措施都无法见效后，当地政府开始采用取消违规放炮、买炮居民的低保、老年补助等严厉制裁措施。内蒙古其他汉族聚居区的情况大概相似，往往是在当地政府采取强力制裁措施后居民方才认真对待“禁炮令”。但锡林郭勒盟大部地区特别是东乌旗的情况并非如此。锡林郭勒公安及政府并未采取极其严厉的制裁措施，笔者在查阅相关警情通报后发现东乌旗公安仅采取过没收烟花，口头警告等相对轻微的制裁措施来惩治违反“禁炮令”者，在强制性、警示性上远低于其他地区，但却收获了优于其他地区的落实效果。同样的，结合笔者的成长经历而言，东乌旗地区的居民始终保持了极低的犯罪率，对于政策的落实也往往呈现出积极配合态势。

再次考察的是牧民群体的身份变迁现状。即此时的牧民群体究竟应涵盖哪些人？是否新时代的牧民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交往特征、行为方式？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在东乌旗范围内，牧民群体与旗县的联系十分紧密，牧民一方面在自己的牧场上以放牧谋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旗县的居民。牧民往往会在旗县购置房屋，在牧闲时抽空进城，且常有牧民母亲长期在旗县陪伴孩子上课。但考察东乌旗的蒙古族职业构成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蒙古族少有以在旗县打工为业或者是经商为业者。除了在各机关单位上班的蒙古族外，多数蒙古族仍是直接或间接的以牧业谋生，流动与城镇与牧场之间，并未系统地形成一个新的、脱离了牧业生存的“进城牧民”群体。牧民群体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类型，他们的交际是内部消化式的，极少与牧民群体外的人交往，且有相当多中年牧民不完全认识汉字，实际上无法参与到汉族的交际语境中。以上特质否定了我的猜测，牧民群体仍是一个区别于汉族居民的半封闭式群体。

最后考察的是牧民群体在“禁炮令”下的心理状态。即牧民群体是否存在“法不责众”的对抗心理。答案再次是否定的。该推论在内蒙古西部农村、山东农村是行得通的，我曾询问在内蒙古T县和山东J县附近农村过年的同学，他们在谈及村民心态时的回答相同：“村民都已经屯好了炮，认为等到除夕时大家一起放也就没事了”。我曾猜想牧民或许也存在类似心态，然而到了除夕当晚，东乌旗城内并未响起炮声，预想的情景并未出现。这表明东乌旗牧民群体普遍无意采取行动对抗“禁炮令”。

由上，法律意识相对淡漠的牧民群体遵守“禁炮令”更多地是基于“愿意这样做”的心态而非“不得不如此”的现状。

三、小局大观：牧民守法心态形成的“表与里”

（一）共时性因素

从共时性的表象来看，牧民群体在法律意识淡漠的前提下积极守法，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同基层政权行为方式的转变存在相关。

第一，智能手机降低了基层政权与牧民群体的沟通成本。牧民群体呈原子化分布于各自的牧场上，长期只能收到微弱的手机信号，与外界交流较少。牧民星罗棋布式的零散分布使得政令下达存在困难，过去政府甚至不得不采取开车数十公里上门传达讯息的方式。但2015年后，有牧民开始安装无线网络，到2017年时，无线网络已得到普及，虽然网速难以保证且经常断线，但其足以支撑牧民基本的智能手机使用，因而智能手机逐渐在牧区流行开来。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信息传递更加便捷，相较于聚居生活的农民群体而言，它对牧民的影响更为巨大。一方面它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牧民的观念转变，使得难以接触外界的牧民能够更多地接触外界信息，加剧了诸如攀比之风等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每个嘎查都成立了自己的嘎查微信群，嘎查干部会通过微信群向牧民传达指示、宣布禁令、采集信息，同时会将一些处罚公告发到群中，警示牧民。智能手机减小了基层政权与牧民的沟通成本，使得牧民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基层政权的存在，基层政权比以往更具威信。这自然而然切实地提升了牧民的守法水平。

第二，疫情以来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转变让牧民群体更多地感受到了政府威信。长期以来基层政权实际上处于“责任超载”的状态，东乌旗也是如此。疫情前，社区等基层机关存在感较低，他们受制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而难以对居民形成实际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影响。疫情后则不然。疫情防控使得基层政权行为方式发生转变，群众相信基层政权切实拥有影响自身利益之权限。疫情防控具有强制性，社区等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经过疫情防控的洗礼，改变了以往的行为方式，在工作中常常使用半威胁式的强制话语。举例而言，影响个人、子女前程等话语常出现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开展中。对于这一套话语牧民是完全相信的。疫情期间警方、政府的确对不配合疫情防控的人进行了严格处罚，所以牧民完全有理由相信“公家”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可以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计入自己乃至孩子的档案。疫情以来，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管控能力得到提升，大政府的形象逐步深化。在此背景下，牧民群体对“禁炮令”积极响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上述理由是牧民群体积极响应“禁炮令”，呈现出高水平守法实践的一部分原因，它或多或少地促进了牧民群体遵法、守法意识的形成与提升。但上述进程是共时性的。华北其他地区同样经历了上述进程，甚至远比锡林郭勒盟力度强。然而同属华北的H市周边、J县等地的农民群体却没能很好地配合“禁炮令”。

（二）地域性因素

地域性因素决定的特殊社会结构、生活取向，是东乌旗牧民守法心态形成背后的“实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因政策、地缘、文化等因素，形成了不同于内蒙古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为数不多的牧业文化地区，并未像其他人口密集的盟市一样成为“农牧混合型”地带，实现“观念现代化”。“农牧混合型”地带的第一产业以农业和现代工厂式的集中饲养为主，更贴近现代化生产方式，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密集盟市的工业化进程，对当地的多方面制度、文化、习俗形成了颠覆性影响。这类“农牧混合地带”大抵上同东北地区农村相似，实际上已不具备牧业地区文化特色，实现了“汉化”和“观念现代化”。但锡林郭勒盟的牧业生产仍以原始游牧为主，只有部分年轻汉族开始尝试模仿人口密集的盟市进行现代工厂式的集中饲养，整体上保留了内蒙古原始牧业地区的游牧文化特色。游牧文化下的牧民自建国以来便生活富足，纵使是饥荒年代也不愁温饱，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锡林郭勒地区的牧民至今仍然依靠土地资源致富，无动力探索其他利润更高的经营模式。但富裕的生活同时保留了牧民性格中平和的处事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守法心态的形成至关重要。此外，锡林郭勒盟的地缘条件决定了锡林郭勒盟较小的对外交流可能，牧民并未和外界人员进行频繁商业、文化交流，因而并未有机会在交流中完成“观念现代化”。

其一，锡林郭勒盟地广人稀，土地政策宽厚，人民长期生活富足。富裕的生活决定了带有佛教思维的游牧生活方式得以保留，平和的守法心态得以形成。上一代牧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承包分地时以家庭为承包单位，家庭内部每人分包两千亩草场，且可分得若干牲畜作为“启动资金”。以我外婆家为例，作为外地流入的“避难地主”，外婆家成分并不好，无法很好地融入当地蒙古族文化圈，这导致了外婆家没能分得较多牲畜也无法拥有水草丰美地区的草场。但七口之家仍分得一万四千亩草场，这对一个节俭的家庭而言足以保持富裕的生活。且国家已经将草场使用权延续到了“作为承包单位的家庭全部成员死亡之时”，对于外婆家来说，这意味着如无意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得的草场可至少使用至2050年。外婆家作为外来户尚且可以得到如此待遇，那么本地蒙古族则更无需为生计发愁，如无严重不良嗜好，则只需维持原始的游牧方式即可获得不俗的收入。虽然极少数的嘎查（村）因为人多的原因每人仅能分得八百亩草场，但总体上东乌旗的牧民可在简单易操作的游牧模式下维持不错的收入。

长期富裕的生活决定了牧民群体佛教式的平和处事心态，平和的处事心态天然与守法具有亲和力。一方面，本地居民生存压力较小，试图进行现代化生产改革的动力不足，现代化逐利式的商业生活方式并未占据宰执地位，带有佛教心态的游牧生活方式得以最大限度保留。建国前，游牧生活方式下的牧民笃信佛教，每一户都会将家中的一个男丁送至喇嘛庙中学佛。佛教文化对牧民群体影响深远，同富裕的生活一同塑造了牧民宽厚、大方、不善计算的性格，牧民始终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不愉快，所以对于“禁炮令”的执行，老一代牧民会说出“不让放就不放了”这样“佛系”的话语实属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富裕的生活最大限度缓和了牧民同基层政权间的摩擦，牧民群体虽自述不能够做到十分信任基层政府，但在富裕的生活下，他们没必要也没理由同基层政府产生矛盾，没有产生对政策的“逆反心理”。

其二，地缘条件决定东乌旗人民未能在交流中普遍地实现“观念现代化”。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其他相邻省份存在地缘隔离，商业不发达，促成前述游牧文化长期保持“本色”。内蒙古各地区间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这主要是由地缘条件所决定。由于地广人稀的特点，内蒙古会与相邻省份进行频繁交流，接受大量相邻省份移民，在长期交往中汉族文化会同化、影响本地文化。最后移民不仅在数量上追平、甚至超过了本地居民的，也在同时改造、塑造了内蒙古地方文化。举例来说，内蒙古西部的主要城市如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与山西相邻，自“走西口”以来大量山西等地的移民涌入这些地区，深刻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西部盟市在整体上趋近于山西人的生活方式，其方言类似于山西话，口味上热爱面食，处事方式上趋于精明。内蒙古东部的很多地区如赤峰、通辽、兴安盟在建国前原属东三省，部分该地区的居民以“东北人”为自我定位，其生活方式、处事习惯与东北地区存在相似。这些地区实现了趋于商业心态的“观念现代化”。

锡林郭勒盟因地缘条件的限制而没能大量接收外来人口，不具备吸引外来人口的商业环境，对外交流途径匮乏。锡林郭勒曾在2008年前后拥有过五年左右的采矿业黄金期，其时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但随着内蒙古地区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发展基调确立，矿藏不再被允许大规模开发，锡林郭勒盟也不再具备吸引外来人口的商业、工业条件，助力“观念现代化”转型的外地打工者、商贩、投资者、工厂逐渐撤离，可以说锡林郭勒居民的观念转变进程尚未开始即已宣告结束。此后锡林郭勒的人口流动以外向输出为主，流入人口极少，居民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长期保持稳定。因此锡林郭勒盟的居民性格上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如上所述的游牧文化特征，是“观念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区。“观念现代化”让社会主体的思维趋向灵活，善于结合既存优势条件来做出有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本质上意味着更强的逐利心理，同时赋予了社会主体更多逐利可能。正如青年牧民开始和其他地区居民一样，开始拥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懂得利用更多元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观念现代化”会深刻地改变牧民不善计较的心态，而如上心态塑造了牧民“不知法却守法”的朴实特质。

曾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回乡拜年

（一）短暂的返乡经历

每年过年都会回乡，今年也不例外。大年初一，跟着父母一起从武汉返乡。今年回乡很快，大概花了不到两三小时。乘上地铁，然后转客运巴士坐到老家相邻的官桥镇上。小镇在武汉的最西侧，归蔡甸区管辖，位于武汉市与汉川市的交界处。每次回乡都会来到这个小镇的集市上，路上也有许多同行返乡人。这个小镇正处于返乡路途的要道上。在官桥镇下车后，会先打电话，联系开“麻木”的老乡，等着他过来接我们。官桥镇集市有着不少的铺面都在销售年货。在等待期间，我们还在官桥镇的一家商铺上采购一些鞭炮、纸钱和礼品。随后，等麻木来后，乘上麻木，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老家的湾子里。

回乡后，要做的事情也不多，拜年、祭祖和看望老人。这是绝大多数人回乡的理由。我们先看望了住在老屋里的奶奶。随后是到后山的墓园里祭拜了太爷爷和爷爷，烧了些纸钱，放了鞭炮。然后向还在湾里住的亲戚拜了年，从亲戚那的菜园里采了些菜。后来又与几个同是返乡的邻居简单寒暄了一会，简单吃了个午饭。饭后，再次回到老屋，和奶奶聊了会天，问了问近况。做完这些，在乡里也没做过多的停留，便匆匆返程，回到武汉。整个的过程很简单，时间也很短，上午9点出发，下午4点不到就回来了。回来后，一家人跟着在武汉的亲戚过年。

（二）村里呆不住了

最近十几年，年年回乡大抵都是如此。印象中，从初中以后，就再也没在乡里过年了。每年都是回乡拜年，看望亲人。这些年，回乡后在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以前还会住上一晚，待个把天。后来不再住宿，在一天内往返。到现在，几乎五六小时就能完成一次返乡。在村里是越来越呆不住了。而这也是正常的。一方面是因为回乡变得容易了，另一方面是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返程回乡变得容易了。过去十几年间，回乡的交通越来越多样、方式越来越多。道路，虽有好坏，但都是水泥路，也是一路通到了老屋门前。十年前回老家，我们还需要大清早从汉口坐公交到汉阳，然后等大巴。大巴把我们运到镇上后，我们还得再从乡镇想办法去到村里。辗转反复的路程需要花上小半天时间。而现在，回乡十分便利，开车一两小时就能到。回乡路上，无论大路还是小道，总会有各式的小轿车来回穿梭。车几乎是返乡人必备的工具。除开车外，现在的公共交通也十分便利。同行的人，而即使没有私家车，坐地铁再转大巴也花不了太久的时间。因此，每次回乡，没必要在村里停留太久，有事还可以再从城里回来。

因为回乡容易，所以回去的次数也变多了。平日里，周末或是节假日，父母下班有空便会回乡照看奶奶，给她带些生活用品，顺带着打扫下老屋。以前交通不便时，父母还可能会在老屋住上一晚。而现在，基本都是花上半天时间来回城乡，快去快回。回乡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过程，和上下班一样，没有多大差别。祭祖，或许是过年回乡和平时返乡唯一的差别吧。回乡变得容易，老屋现在又没有修的多好，也不够那么多人住。除非特别的原因，否则也不会老是待在乡下，毕竟城里还有不少事情要去做。

在村的人少了，待在村里变得没意思。老家的村子位于汉川市与武汉市的中间地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启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村子里的人就陆续搬离了村庄，到武汉市、汉川市及周边集镇上居住。我家也是如此，九十年代末便随着父母来到武汉市居住，尔后每年往返于城乡之间。老屋所在的空地，紧挨黄龙湖边，空地周围有八九栋老屋，都是爷爷兄弟几人亲戚的住宅。其中，有三栋坍塌的不成型，完全无人居住。另外有两三栋常年大门紧闭，老人应该是常年在城里过年。剩下的几间老宅还住着些人。无一例外，全是老人。这些老屋都是老人用来养老的住所。这几间老屋，以往还有六七家亲戚在村，今年也就两三人在。

整个湾子里，能走的亲戚不多了。以往在村的亲戚还能凑一桌，现在人都难得凑齐。村里但凡能动的，打工有人要的，有本事的，都去城里了。就算去不了武汉市，也能去汉川市或者去乡镇上，距离都很近。即便是村民有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城乡来回也很方便，很少有人会在村里住。村里的地一直是老人在种。若非过年，村里很少能看到小孩。小孩读书，至少也会住在镇里读书，多数小孩都会去汉川市或武汉市上学，一般都不会留在村里。原来的村小已经被改成了村委会，供村委办公使用。

（三）不联系，难得碰到

现在过年回乡，要是不事先和亲戚朋友约好，回乡难得碰到亲戚。回乡过程中，往日很熟悉的亲戚几乎是碰不到的。遇到的，都是同村平时不怎么来往的邻居。过去，大伯一家常年在村。回乡后，几家人一起约着，凑在一起聊天，一起祭祖，然后吃个饭，过的还挺热闹。今年除了大伯还在乡上，其他人都在外省没有回来。几家人几乎都没碰上面。于是，今年拜年，都是“各家拜各家的”，显得有些清冷。去后山祭拜爷爷和太爷爷时，地上已经堆满了放过不久的鞭炮。明显，已经有好几家亲戚拜过了。估计多数也和我们一样，一家几口，各家烧各家的钱。

回乡与在城里的拜年没有太多区别。关系好的，有必要来往的，就交流一下。关系淡漠的，不好的，就不走。一切都看各家的选择。和熟悉的亲戚交流当然会有意思些，聊得话题也会多些。但是现在在村的人就那些，即使在过年期间，这些亲戚也是难得碰到。回乡拜年遇见的，多是平时来往少的邻居，相互之间也不那么熟识。若是碰到了，为了礼貌，也当面寒暄客套一下。这次回乡拜年，全过程也就看见了两三人，拜也就拜了两家。这两家是两个“爹爹”（爷爷辈的兄弟）。过去几年，回乡拜年时经常会碰见“大爹”一家回来拜年的人，几家人正好一起生个火，做个饭，还能凑上一两桌。这次也没有碰到他们，只有大爹一个人在村，显得有些清冷。“大爹”招待我们，给每人都添了碗藕汤。喝完后，又简单聊了会。随后，又在另一个“爹爹”家，吃点饭，去菜园里采了些青菜、拿了些噗叽。没过多久，我们便返程，回了武汉。

城镇化、社会流动、城乡往返，再加上疫情，让这次回乡的“年味”淡漠了不少。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后，回乡拜年越来越家庭化、选择化，地缘性的聚落不再成为塑造大家共同生活的媒介。村里的人搬到城市居住之后，血缘关系不再受地缘关系的限制。除了还在湾子里的少部分村民（老人）外，多数村民在城乡之间流动，常年居住在城镇，打工、上班。若是不联系，相互之间很难有交集。除了少数在村的老年人，多数村民的交往方式变得如城镇市民一般，更具有选择性，不再受地域限制。即使是爷爷一辈以内的亲戚，如果关系不好，也可以不来往，少来往，碰见了，相互之间客气一下就行了。至少在我们湾子这里，村庄作为一种地缘性的聚落，社会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淡漠。社会关系虽然淡漠了，但是与村庄还是存有联系。老宅也算是一处住处，将来老了还能回来养老，人过世了，还得葬在村里。村民对此处都抱有期待，偶尔也会回村看看。另一方面，对疫情的防控也影响了社会的流动。疫情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隔离后果，使得回来的人变得更少。今年疫情倡导各地就地过年，为避免麻烦，村里许多亲戚便干脆不回乡。大伯一家人就是如此。过去十几年，大伯一家几乎年年都在村，今年除了大伯还在乡上，他们家里其他人都在外省没有回来。

（四）司机师傅的城乡生活

返程的路上，遇到一位滴滴司机，一时兴起，也与司机师傅聊了起来。司机师傅是新洲人，与我父母一样，都是八九十年代就到了武汉，在武汉打零工。师傅早年开的出租车，这几年，网约车火了起来，转型成了滴滴司机。在武汉奋斗的三四十年里，每年也能赚个十多万。司机师傅攒下了不少钱。十几年前，他在武汉买了套房，准备留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前两年，又花光了自己大部分积蓄，有个七八十万，回老家给父母建了套新房。建房花了四五十万，装修又去了二三十万。

谈到父母时，司机师傅打趣到，前两年，把老母亲接到城里来住，想着也方便照顾她。但是母亲不愿意在城里的房子住，没什么事情做，每天就是吃喝睡，也没人交流，很孤单。住了没有久，想回到乡里去。为了让司机师傅把自己送回去，母亲每天和他吵架，喊着要回去。没办法，师傅最后还是把母亲送回了乡里，尔后又在乡里修了新房。乡里新修的这个房子，说是因为乡里周围人“嚼舌根”，说房子太差了，母亲受不了，所以催着自己修的。这一修，把自己大半积蓄都扔了进去。不过，他后来也想开了，觉得这样也好，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就这样了。在村里把房子修了，以后自己也可以回村里住。司机师傅准备再做几年就不做了，回村里的新房子去。现在，工作之余，师傅也会开车去老家看看，在村里帮着母亲打点下家务，随便带点菜园的菜回城里吃。这样来回的过程也不是很费事。平时，司机师傅就过着这样城乡往返的生活。

二、城乡一体生活的形成

（一）流动能力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国家一直在大规模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全社会的流动能力大幅度的提升。这样一种“无声”的变化，悄悄地改变了过去既有的城乡二元特性，城和乡，已不是原来的城乡了。

流动能力的提升促使城乡一体的生活加快形成。越来越便利的回乡体验，便是例证。十几年前，回乡的曲折历程，让我感觉老家是十分遥远的地方。这几年（尤其是地铁站通到蔡甸区后）这样的感受有了质的变化，老家变成了一处不费什么功夫、随时都可以到的地方。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家庭交通工具的更新，使得人能体验到的“空间距离”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公共交通的完善，所带来的是全社会所有人空间体验的变化。一两小时，能顺利回乡，能横跨整个大武汉，还能从武汉到周边省市。流动能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社会空间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变相地提升了城市对地方社会的吸附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因为流动能力的提升，乡村被逐步吸附到了城市体系之中。交通设施在无形中改变了所有人对于距离感的体验，极大扩展了每个人的空间感。距离都显得不是那么远。乡村，至少是近郊农村（从个人的体验来看），可以说已经变为了城市的一部分。而距离更远的农村，这种距离感也都在减少（每次外出调研，一天不到的时间便能到达目的地）。在流动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城乡一体的生活正在形成。所谓的城乡融合，对应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是大多数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这些人，现在大多还是以农村人为主。他们不断的往返于城乡之间。随着流动能力的提升，他们的生活体验、生活场景、生活基础以及家庭联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今日的乡村和乡镇，其流动程度、流动能力远超过去。过去，因为路途遥远，赶集不便，为了避免错过交易，自然形成了“单双日”的赶集时间。而现在，在乡镇集市上几乎天天都可以赶集。乡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激活了村庄的购买力，家家户户都配备了基本的代步工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大小不等的交通工具，像三轮车（电动的、脚蹬的）、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车、面包车、皮卡、小轿车等等。村里，驾驶交通工具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妇女。老人中，既有低龄老人，也有高龄老人，有的老人甚至已经七八十多岁了。借助这些交通工具（主要是三轮车），老人们天天都能赶集，购买生活物资，接送孙子（女）。即使是他们，流动能力都变得如此之强，更何况村里的其他人。乡村的流动能力几乎是整体提了一个档次。

流动能力的提高强化了以乡镇为核心的生活圈。老人几乎天天都能赶集，甚至许多老人，以此作为生活的消遣。没事做了，就骑着小三轮去集上逛逛。不过，这种生活圈并非以建制的乡镇为核心。它是以每个家庭为中心，以便利为核心，周边最近的集镇中心都会成为选择对象。像我老家，可能去武汉蔡甸的更多一点，很少会去所属的乡镇。过去调研的村镇也都是如此。大多数在村村民，其生活的样态，已经远非限于村庄之内，而是长期（甚至是日常性的）处于“乡”和“村”之间的流动。许多老人乐得来镇上，因为镇上人多，有意思些。乡村逐渐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圈、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对于外出务工的，以及在城乡流动的村民来说，他们则是以一个县城，或城市圈做为生活的核心区域。从调研来看，现在他们主要考量的是流动成本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流动中能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不同程度的工具、时间及金钱，决定了流动频次与流动距离。例如，若是通勤时间在一两小时以内，平时下班后就可以实现往返。而通勤时间超过了三四个小时，持续每天来回就显得有些困难。通常会选择更长的休息时间，例如周末或是节假日，来回往返。花费也很重要。调研时，村民就谈到过，现在高铁确实很方便，但是务工来回也得小一千，抵得上自己好几天的工资，如不是要紧的事情，没有必要经常回家，太浪费了，家里也承受不起这个负担。而交通工具的选择，也影响他们能实现在什么范围的流动。通常，小轿车能实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电动三轮车或是摩托车仅作为代步工具，用于镇村之间。

时间、花费、交通工具决定了村民流动和生活的范围，也决定了代际家庭日常再生产的过程。若是村民能在可接受成本的范围内，实现在一两小时内的快速流动，那么，原来的家庭就能在城市，或者城乡之间自然“伸展”开来，实现如过去小村范围内，日常性的，几代家庭之间的协作关系。若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成本，那么就只能像过去“半工半耕”的模式一般，适应农业种植的时令，候鸟式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徙。而这样也就事实上促使家庭生产与生活的分离，家庭抚养和养老的责任都得部分的丢给老人（隔代抚养和老人自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结婚，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一动不动”（房产与汽车）作为结婚的标配。

（二）现代社会中的“城”

流动能力的提升，使得城乡一体逐渐形成。不禁想问，在当下，城乡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城是什么？乡又是什么？

当下，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很难离开城市工业体系、城市经济体系以及社会服务体系。一方面，家庭需要在城市体系中通过劳动获取高额报酬，另一方面，家庭也需要享受城市工业、经济和服务带来的现代生活。即便是农村家庭也需要“半工半耕”，有时甚至是“多工少耕”“只工不耕”。农村最普通的农民都深知，种田养不活人的道理。家庭需要深入融入城市当中，为此，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的完整性，选择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若是无法在城市买房扎根，则会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两栖”状态。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社会的物质创造和价值生产，生活中大部分、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依靠工业生产。即使是现在农村中最艰难的家庭也是如此。生活中，吃饭要用电饭锅，通讯要用手机，外出要有交通工具。全社会都离不开工业制成品。而这些东西的价值远高于农业生产的价值。就拿“食物”的需求来说。生活中，吃只需一日三餐。只有原材料部分需要农业生产，而大部分的服务加工还是在城市中完成。而除“吃”之外，各种家用器具、出行工具、生产工具、建筑以及购物平台上无数个性化的商业产品，这些全部都需要依靠工业生产和社会服务来提供的。农业作为生产部门，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客观来说，农业在社会价值创造和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占比相对较低。如果将农村看作“工厂”，这种“田地”一年也就生产一两次。而工厂则是每天都在生产，社会服务也是每天都在持续供给。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供应到社会，持续的多样的社会服务满足着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这样的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价值，无疑都会比种田高出许多。所以，农民种地一年的收入抵不上打工几个月赚的钱。

今天，全社会的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在生活中，都需要这些工业品和社会服务。家庭会自然地融入城市工业和服务体系之中，在其中提供劳动、分享报酬、获得产品。当然，农村可以部分替代的方式节省费用，比如用柴火做饭，但锅碗瓢盆也得去买。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融入城市社会是自觉理性的行为。现代社会，无论城乡，本质上都需要围绕这种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运转。这种体系呈现的形态，就是“城市”。

城市，本质上是人和物资在空间上的聚集，更是人对空间聚集后便利性的体验。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生活服务，都需要人口的高度聚集和精细化的分工。城市就是这样一种高度聚集和细分的地方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高度的聚集下，社会才能享受到不同行业和职业群体所提供的便利性。并且，也只有通过聚集以及聚集后的组织化分工，社会才有机会形成成体系的产业链，供给出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而地方社会也只有在高度聚集的环境下，才有机会低成本地分摊这些便捷的服务，这些服务才有实现并精细化的可能。像水电、环境、安全、商品、医疗、通信等许多公共服务都是如此。大城市一天卖出的商品量，农村可能一个月都难得卖出。毕竟，其潜在的公共需求量并不相等，成本分摊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互联网的出现和迭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去地域性，实现了更广范围的聚集和联通（也因此可以在信息服务市场上实现功能的细分，如种类丰富的app）。但是人还是实在的个体，无法摆脱实体性的约束，空间的制约使得地方社会结构依然存在。不过，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工业品和服务的对接变得更加精准。

（三）城乡一体化中的“乡”

人在空间上的聚集，是形成密集服务和细分服务的方式，城市又是这样一种人口的聚集形态。那么，交通的改善与提升，尤其是公共交通（全社会、底线式）的提升，则变相地提升了城市的聚集度。城市服务和需求的网络也随之扩展。城市铁路的半小时经济圈，比步行的半小时经济圈大了太多。当人的流动范围变大，能自由在城乡之间流动时，部分需要城市这样的形式才能提供的服务，也能够扩大到乡村社会。或者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乡村被吸纳到城市生活之中。

我老家的乡村便是如此。经济、社会、政治都全方位地融入到了城市之中。经济上，从2016年左右，村里包括附件几个乡镇，条件够得，全部都改种莲蓬和噗叽（马蹄），不再种水稻，同时会在水中一并养殖小龙虾。这些经济的农产品在武汉十分畅销。虽然有时令和保存期，但只要种出来养出来就卖得掉。商家会下村来拉货，村民也可以自己把货拉到城里去卖。莲蓬一年每亩能赚个七八千，噗叽能赚个两三千，小龙虾一季也能赚个两千多。这比一年一季、只能挣一千多的水稻要强多了。社会关系上，村庄中绝大多数家庭，都移居到了城镇居住。即使没在城市定居，也常年在城市务工，然后往返于城乡之间。村里是老人养老的居所。老人乐得在村，一方面是因为老人社会需求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社会关系（朋友、邻居）都在村里，在村生活能比城里过的有意思一些。这些老人大多以自养为主，期间，子女会经常回乡来慰问老人。而政治上，不少村干部，驻村干部都住在城市中。他们经常来往于城乡之间。他们下乡，也是一种管理服务的下乡。虽然不能做到每天在城乡间流动，他们也能在每周末，或是其他节假日期间返城。乡村正不断地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管理体系之中。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所有家庭，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融入城市体系之中，从城市价值体系中分取报酬。另一方面，道路基础交通的完善，又能使大多数人自由的往返于城乡之间。由此，城乡表现出一体的特性。而在一体性中，“流动能力”的提升，及乡村家庭对工业社会的依赖，使得当下绝大部分的乡村社会，都被吸附到城市之中。每人每天的时间及生命历程是有限的，社会人口的总时间也是有限的，社会人口若是需要融入城市生产，那么，留给乡村的时间自然就短了。

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所拥有的，是城市工业社会下“全部乡村人”的“剩余时间”。在城市运转的周期中，不同的时间段，相应地拼凑出了农村生活的不同图景。工作时间，村里的青年都在城中打工、做生意，留下老人在村里照看小孩。节假日，尤其是过年，多数人出城返乡，回到村里。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店铺，尤其是个体店铺，多数处于关闭休息的状态。而此时的村里，吃酒的吃酒、拜年的拜年、相亲的相亲，好不热闹。乡村社会也只有在这些社会公共的节假日，或是基于当地文化习俗的节假日，才会有活力。因为多数村庄的人都从城市体系中释放出来，又重新回到了乡村中生活。

什么是“乡村”？可以说，乡村是承载“社会剩余时间”的地区（无关于城市中心主义，客观来讲，家庭要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就得部分融入到城市分配体系中）。这样的“社会剩余时间”，由休息时间组成的，是“工作外时间”的一部分。不仅是节假日、双休日、下班时间，同样的，老人的“养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生命历程中的“休息时间”。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的价值生产，以城市工业和城市服务为核心，乡村处于价值生产中“相对边缘”的地带。它能生产出价值，但是生产的价值，远远低于城市经济体系所创造的价值。

工业社会尚不发达，流动能力较低，城乡尚未完全联通之时，乡村社会围绕着一个个小的核心单位运转。乡村或乡镇本身便是物质价值生产的核心。在乡村或乡镇的内部，能完成基本的社会分工、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实现物质资料的交换、社会的建构、生活周期的循环。其物质生活和其所使用的工具是有限的。农村的农业（吃饱饭）和低度的手工业（修房子、有地方住）就是物质生活的全部。现在，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服务种类日益多元且精细。这些都是在以城市为载体的社会来提供。或者说，至少家庭部分的生产生活，是对接城市完成的。通过全部或部分的“连接”城市，农村家庭进入了现代社会生活，并逐步改造自己的生活模式，完成了新的周期性的生活循环。

而城市群内部，生产则呈现出梯度化的安排。如超大城市，因为人口数量更多、聚集度更高，所以服务种类和层次更加多元，权力更加集中，其创造服务和价值的能力也远高于一般县城。工资水平、劳动报酬是最直观的呈现形式。并且相较于一般县城，超大型城市内还能提供，更为小众，更为精细的服务。这些都是由不同规模的聚集所衍生的需求。也因此，城市群内部，产业的种类层次，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安排，也会呈现出梯度式的层次。不同的梯度，供应着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报酬。而农村家庭则在这个梯度之中寻找着自己能融入的极限，适应自己能生活的层次与范围。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家庭也从村庄走出，延展到城乡之间。在不同的“城”中，家庭会随着发展过程积累，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活模式。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城市，再到乡村，生产属性依次减弱，相对的，生活属性更加凸显。城乡社会存在着生产与生活不均质的圈层结构。城市（群），是社会物质和价值生产体系的核心地带。相对的，乡村（部分乡镇、县城）则处于价值及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相对边缘”的地区。

处于“相对边缘”地区的乡村，生产属性相对较弱。因此，乡村社会越来越凸显的，是它的生活维度和生活属性。留在农村的家庭，从“城市”工作（参与生产）一段时间获得报酬后，再回到“乡村”休息与生活。日常家庭安排中，多数生活性的事务被放到了村里，如抚育和养老。农村渐渐变成了生活性的场所，像春节过年回乡走亲戚和看望亲人、在村里养老、休闲、打牌、聊天，甚至各处乡村都兴起了旅游热。这些都是对生活场所的呈现和挖掘。

在调研和回乡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现在的村民更在意自己的生活。多数村民，在有务工报酬及国家补助后，表现出了更多生活上需求。比如，村庄对环境、道路、住房、看病、水电、天然气、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在意。农村中房子修的越来越好看，房屋面积越来越大，家具和装饰越来越精细和现代，道路越来越宽，水电足够满足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化的表现日益明显。

多数村民虽然对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要求并不强烈。村民有时觉得种田太累，就干脆不种了，水浇不了，就不浇了。作物死个把一点没太多事，也不值几个钱。相应的，过去以生产（种植）为必要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弱了。村庄中因生产性事务而产生的矛盾也就慢慢减少了。只有少部分完全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才会在意生产的条件，并依赖生产所需求的社会关系。从家庭安排来说，农村的生产在两代或三代家庭中占据着不太重的位置。当子家庭成长变化时，农业生产常常会让位于家庭生活事务。例如，在农村，许多老人放下农活，随子女进城照看小孩，亦或是生活在农村，将田地借给他人耕作，自己来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在城乡代际分工之下，农村生活场景更加凸显，而生产则变得更弱了一些。

三、乡村振兴

（一）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其指的是维持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即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当下，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已经在实质上被改变。有学者曾提到，城乡二元结构已经由过去的“剥削型”结构变成了“保护型”结构。而保护指的应该是过去农民不能从“城市工业及服务体系”中提供劳动和分取报酬，而现在，在流动管理打破之后，农村和农民可以通过流动并以“工”的方式，参与城市经济，在城市经济体系中获取报酬。并且在获取报酬的同时，农村的制度为每个务工农民设定好了受限制的产权。不管农民愿不愿意，其都不能处置农村的房屋土地。农民不会在房屋土地上花心思，也就不会担心自己进城务工后，村里的房子没有了。他们出来以后，总能回的去，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总还是在那里。而以前的剥削则体现在，一方面，为了国家工业发展，城市通过经济部门生产中的“剪刀差”，索取农业剩余价值，农民吃饱饭之后，就没有了多的剩余，生活拮据。另一方面，则是不让农民自由地参与到城市经济体系中。毕竟，当时的城市经济体系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工业和社会劳动力，人多聚集反而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是被牺牲和受剥削的一方。

过去，打工经济兴起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已经大规模的，自觉理性地参与到了城市劳动之中。因为农民这样集体的理性行为，改变了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性质。现在，多数农民的家庭，都是处于两地、甚至三地（老家一处、县城一处、务工一处）之间。随着生命历程的变化，最终可能会稳定在“城乡”之间。在社会自由流动，绝大多数农民都参与到城市经济体系中之后，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城”与“乡”的问题。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内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利益分配和调整的问题。

在农村，但凡问一个农民，都知道种大田作物养不活人。即使是种地，所种植的农产品，大多是对接到城市需求的经济作物。农村家庭若是不能务工，只要条件足够（交通、土壤、气候等等），经过理性考量，多数都会放弃种大田作物。就像我老家种的莲蓬、噗叽、养的小龙虾，调研地种的辣椒、西瓜、茶叶、冬瓜等等一样。种地之外，只能出去打工。现实清楚的摆明，农民“打工”后，才有机会回乡盖房子，买车子，买家具，养小孩。等到大件置办完了，小孩养大了，才能实现在村的安逸生活。因此，只有城市内部调整经济和生产的方式，才有可能给农村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流动社会下，城、乡早已不是孤立的二元结构，而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社会流动，引得所有家庭参与到“城市生产”之中，打破了二元的关系。城乡关系，在随着城乡一体化后，很大程度上将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关系。而这也是社会整体迈入现代化的过程。

（二）乡村振兴的城市维度

乡村振兴，更切实际的说法应该是，乡村的发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的“乡村”，其发展其实是很难达到城市的水平。高度聚集，是城市实质上区别于乡村的本质条件。聚集之后，所带来的是庞大区域人口下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能力。这种供给能力，随着流动网络，蔓延到全社会，在远近程度不同地区实现不同频次的循环。乡村，其无论如何发展与投资，没有那么多人供给和消费，其都不可能超过城市的发展。现实中，很多地区的“乡村”发展的十分快，超过部分的城镇。其要么是发展工业及现代服务业，吸引外来人口务工或是定居，要么是通过乡村旅游，与邻近的大城市形成经济分工，打造休闲的去处。它们本质上已经是实现了一定“城镇化”的“乡村”。在我国，村庄、乡镇、县城、城市，都是由国家给定的名称，不过会随着地方发展的变化做出动态的调整。一些“村庄”，虽然划定了行政级别，但其本质已经不再属于“乡村”的范畴，而是被行政体制叫做“乡村”的城镇。

事实上，谈到乡村，其实就是土地、农业和养殖产业，可能也还存在基于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土地、农业及手工业的存在，注定了不会有太多的人聚集。土地虽然具有吸附力，并且在机械化程度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吸纳劳动人口。但是土地的产出，仅能养活人，而不能让人过上“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现代生活，需要提供多样的工业成品，需要多层次、多种类、极为细分的现代服务。农业产出，是有天花板的，即使再怎么改良作物、机械化。至少，动植物生长的周期规律是很难突破的，是有生长极限的。所以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扩大规模。农村就更谈不上依靠农业产业达到城市的发展规模。过去调研时，有村民就谈过，“农村可能就养猪能赚点钱，其他的根本赚不了钱，都在赔钱。”因此，理性的家庭，都会“半工半耕”，创业失败的村民也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说到底，乡村振兴，尤其是许多以“劳务输出”为基础的乡村，它的振兴更多是在城市内部的调整。一方面，是打工的村民如何能赚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是打工的村民，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勾连起他的亲缘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实现完整的家庭生活过程。如何调整好不同地区城镇、县城、城市、大都市经济的发展，做好城市内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分蛋糕的工作，让这些蛋糕惠及大多数的一般民众，并让村民实现城乡一体的家庭生活，对乡村家庭来说反而更重要。也只有这样，外出务工的家庭才可能有资源改善家庭的生活，完成自己不同的人生任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才可能在未来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建设家乡。农村始终是社会多数人的根。

城乡一体化下，乡村的定位，更多的是在于如何“生活”。不是说乡村没有工业和就业，只是从整体的视角来看，这些工业完全比不了城市体系所创造的价值。往后，交通基础设施会越渐发达，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会更加明显，城市依旧会不可逆转的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中心，而乡村（尤其是中西部乡村），甚至多数乡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的去生产化（肯定还会有生产属性）。农村会越发成为家庭生活的场所。而对于在城乡流动的家庭，以及城乡皆有住所的家庭，所处理则是生活模式的选择问题。包括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何在城乡之间分配自己生产之外的家庭生活时间，如何在生命历程之中，计划自己的生活过程。如什么时间在城市生活，什么时候回乡居住，以及如何展开自己未来的养老规划等等。

因此，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既需要关注在乡村的资源投入，更需要关注到现在社会流动与城乡融合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之下，城乡已经不完全是一个“二元”的结构，而是一个由“城市生产”体系所构建的一体化的基本结构。在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之下，乡村振兴，既需要关注乡村的发展，更需要关注城市体系内部的调整。“城乡两栖”“城市务工”“乡村生活”已经是大多数地区的基本形态了。乡村振兴，还需要考虑到城市内部制度和区域产业的调整。

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

城市不缺乏热闹的场所，但乡村除节日和红白喜事外，大部分时间平静单调，集市为乡村生活增添了热闹的气息。在赣南地区，若干自然村的村民会在每月固定的日期赶集，笔者童年时关于热闹的记忆，大部分是集市上的所见所闻。

再次回到乡村，笔者发现集市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尽管回乡的体会和见闻有很多，笔者最想讨论的是作为缩影的乡村集市，借助对集市的观察，或许能够理解家乡的变化。笔者匆忙回去又匆忙回来，未对集市中的方方面面做细致的调研，但对于乡村的种种变化有深切的体会，而这些变化又都与集市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笔者试图在文中描述这种联系。

二、H镇集市概况

（一）集市的空间

H镇的集市很早就从露天转向室内场所，旧农贸市场原先在镇上的东部，新的农贸市场大约在2008年建好，位于乡镇的西侧，这是由于圩镇向西边开拓，镇中心向西部转移，居民多居住于新大街两侧的自建房。新农贸市场能够容纳100多家商户，农贸市场内的大部分摊位以职业的商贩为主，他们大多是本地的居民。市场中也有兼职摆摊的村民，售卖自家多余的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与干货、腌制菜、家禽类等。H镇中心区域地处丘陵地带包围的小平原上，区域内的集市以镇为单位。H镇的集市，以镇中心为圆心，辐射半径约为3-5公里，“集市半径”内的小村落大致上也就是乡镇下辖的村组。镇中心不仅仅是集市的场所，基层政府的办公场所以及提供给村民公共服务的单位也在这里：H镇的中心区域由新大街、来龙街、明珠大道、湾下大道以及S226省道五条干道组成。这些街道两旁，包括镇政府、公安派出所、医院、中学与小学、银行、诊所、商铺、饭店等等。其中，镇政府与医院、小学、派出法庭与基层法律服务所集中在横向的干道两侧，是镇上的中心地带。H镇公安派出所和森林公安派出所在镇的东部，两个派出所牌子不同并且分开办公。

但农贸市场并不能满足摆摊的需求，在农贸市场的周边、交通要道的两旁甚至中心地带，是集市贸易的主要场所。不同区域的摊贩经营的品类不同，其中新大街的中心地带约有20多家摊贩，他们售卖的商品以服装和日用品为主。来龙街过去以出售竹制品、木制品为主，这些商品中有的已经不再需要，有的已经被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所替代，因此现在只剩下店铺在经营，周围已无地摊。此外，街道还有流动的商贩，他们所售卖的一般是小商品，其中不乏“三无”产品。N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H镇也有分所，H镇是N区北部的八个乡镇中最大的镇，八个乡镇的空间距离并不远，区域内的商铺和食品企业均由该所管辖。所里一共7名工作人员，在集市衰落的今天，商铺的管理工作是较为轻松的，笔者访谈其中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到，他们日常工作并不包括对集市的小商贩进行监管。

集市的场所不仅仅是村庄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集市是村民社交的场所，熟人在小饭店或者街头见面，热情交谈。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媒婆、遗像画师等等职业也常出现在街头，这些人出现的地方通常也是民众聚集的地方。他们从事的职业与村民精神信仰相关，例如风水师几乎与赣南客家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关联起来：婚嫁、建房、墓葬……

（二）集市的时间

政府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上规划了区内各乡镇集市的日期，其中H镇每逢“二五八”为赶集的日期，所谓“二五八”，意思是指：按照农历结尾数字为2、5、8时是该地集市开放的日期。周围的村民会选择在这几天到镇中心的集市上出售自家多余的农产品、采购生活生产用品或办事。相邻的镇一般是错开日期的，这对于职业商贩和村庄的居民而言意味着有更多的交易机会。

除了集市，周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庙会，庙会活动的间隔比集市要常，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这些庙会具有民间信仰的因素，烧香祈福、还愿是主要活动。有的村民会在家中生育男孩等“喜事”后去庙会烧香庆祝。H镇上也有庙会，但是香火不旺。香火是否旺盛通常取决于村民们对信仰的热衷程度。周边香火最旺的庙会是位于S县社溪镇宗山庙，两镇相隔14公里，在春节前后，络绎不绝的香客会前往这里，燃放的爆竹碎屑堆积起来有两米厚。庙会的间隔时间长、辐射区域范围比集市要广。

集市的时间间隔如此设置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赶集日期的规定，但政府所以如此规定，所依据的是村庄对集市的需求和村庄的空间布局，这样的日期间隔并非一成不变，过去赶集的时间间隔更长。随着村庄人口的增加，交换需求的扩大，集市功能的丰富化等原因，政府在八十年代末期将赶集的日期调整为现在的日期。八十年代末至今，农村的面貌发生大的改变，赶集的传统被延续下来，时间上也没有变化，然而集市的形态与内外结构却已发生变化。

二、H镇集市的变迁

H镇近年来的集市变迁，概括而言包括空间变迁、功能变迁与治理变迁。其中空间变迁是指集市的场所位置、聚集程度、辐射区域、商铺结构上等方面的变化；功能变迁包括集市经营功能的弱化、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两大趋势；治理变迁涉及到乡村治理模式整体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市场化机制的引入，政治传播机制与集市的关系发生变化等。

（一）集市的空间变迁

1、集市与交通干道的冲突：变迁的起因

谈到集市的变化，最直观的是集市的场所不断变化：过去H镇的集市依附于交通干线，摊贩在交通干线的两旁、中间地带摆摊，并且形成对固定位置的占有，由于摊贩大多数为本地的居民，城市中经常出现的摊位纠纷在集市中并不多见。

到2012年左右，横向的主要干道已不允许摆摊，除了在十字路口处，道路两旁只有商铺延伸出外面的货摊。横向的道路中，来龙街也冷清不少，过去这条街道以出售竹制品、木制品为主，这些商品中有的已经不再需要，有的已经被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所替代。新大街的马路中央仍然有服装摊位，天还没有亮时，摊贩将支架搭好，等到中午时分，街上的行人达到高峰，他们的生意在讨价还价中达成。常年在此经营的服装摊贩是很少用喇叭音响播放音乐和广告的，这些声音通常是流动的摊贩（通常是售卖小件的商品为主）发出的。这些服装摊贩的数量加起来，约为20家左右，他们售卖的商品种类基本相同，由于留在村庄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适合这些群体的商品数量明显更多。这些摊贩并未占满整个新大街的纵向干道，因此外地来的流动摊贩可以选择在新大街的后半段摆摊，流动的摊贩有时候会在镇上待上两到三个集市日，他们售卖的商品与固定的摊贩有些差异。以流动的服装摊贩为例，他们选择在冬天临近春节时来到镇上，售卖的是商品质量相比固定摊贩高档一些的厚衣物，面向的群体也以老人为主。集市依附于新大街的纵向交通干道，这在过去于交通的冲突并不明显，自行车和摩托车可以自由通行在集市中。但是摊贩占据交通道路，汽车通行成为难题。

每逢集市，汽车要穿过乡镇只能绕到西边的S226省道，村民中拥有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新大街两侧又都是楼房，道路无法拓宽，因此集市日拥堵的现象越发严重。占据道路的除了摊贩，汽车停靠在道路两边也阻碍了通行，汽车数量的增加也改变了镇上商铺的种类构成，洗车店陆续增加，和汽车维修店选择在大广高速的出口处以及S226省道附近开设一样，这些店铺也集中在这里。2010年，镇上有了第一家汽车贸易店，这家汽贸店以代理的方式和赣州4S城的品牌代理商合作，介绍客户去赣州购车。汽贸店的老板早年是建筑承包的工头，在生意往来的过程中，周边的人和他都很熟悉，这也为他第二次创业奠定基础。在一段时间内，建房的需求在村庄减缓，在开设汽贸店的过渡阶段，他还经营着一家建材店。他的经历，与村庄居民早年对住房的需求向对汽车等消费物的需求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由于村庄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转变对店铺构成的影响不止一例：例如，由于村庄的老人增多，大理石墓碑厂、小诊所的数量随之增多。村庄的儿童数量变少，因而幼儿园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唯独的两家书店也不断变化着经营品类，过去面向中小学为主的文创商品换成了面向大众的商品。

2、冲突的缓和：场地集中与摊位竞租
这不仅意味着原先在交通道路上经营的摊贩需要改变经营场所，另一方面，对所有摊贩都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原先在道路上经营除了每月向市场监督管理所缴纳低额的管理费用外，无须支付租金，大部分摊贩有约定俗成的场地，即使暂时转给他人使用，也只需要向原先的摊主支付按天计算的租金。新农贸市场建成，各类型摊位的租金上涨的幅度不等，有些种类的摊位较抢手，最终的成交价格与竞租时设定的价格相差十多倍，例如售卖豆腐的摊位竞租的起点价格为200元每月，而摊位数量仅有五个，竞争者最后将成交价抬到了3000多元每月。在2019年，镇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将农贸市场整改扩张到2000平方米左右，拆除了农贸市场周边的违章建筑，新设的摊位采用竞租的方式确定使用权归属。2019年12月15号镇政府发布了竞租报名的一号公告，公告介绍了新农贸市场的整体规划与竞租流程，公告还说明在农贸市场启用后，圩镇将不能够再占道经营。18号到24号这几天为缴纳保证金的日期，无论是原先农贸市场的摊主或是新大街干道上的摊贩如果要入驻新农贸市场，都要在这一期间缴纳保证金参与竞租。

集市场所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加之道路硬化的面积增多，虽然没有兴建起大规模的停车场，但是可供停车的场所也增多。2019年12月底，新农贸市场开始投入使用，空旷的新大街上也少了集市的味道，但是回忆起来，过去集市虽然保留着在交通道路上露天经营的形式，但是“味道”又何曾不变？变化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包括集市功能的变迁。

（二）集市的功能变迁

1、经营功能的弱化

即便是小农经济，中国的乡村也并非完全地自给自足，乡村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H镇的集市在八九十年代是外地商贩的采购点，村民将经济作物、家禽等运到集市中交易。这一时期，农产品的输出是集市的功能之一。而如今，随着交通与网络的普及，农民的经营方式发生的变化，H镇周围有经济作物的种植区，也有大小规模的养殖基地，但通过集市销售的方式不再常见。互联网和交通的便利化使得农户与客户直接交易而不依赖集市。

脐橙与油茶种植产业在当地正如火如荼地推广，这给农民带来收益，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通常开辟一片脐橙园区，需要地理条件较好的丘陵地带，除去原有的植被，按照特定的标准整改地形。种植的脐橙在3到5年内可以结下第一批果实，并且产量逐年增加。这些果园中的果实有的以农家乐的形式对外开放采摘，更多地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或直接运输给客户，无须通过集市进行交易。集市中见到的脐橙通常并非种植园区的脐橙，而是商贩从园区批发转售或是村民自家小面积种植的果树果实。

乡村集市经营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其中原因有很多：首先，青壮年劳动力向外输出，村庄的农业生产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村民自家产出可供售卖的商品数量极为有限。家禽养殖、蔬菜种植都集中化生产经营，而养殖基地与种植园区的商品只有少部分流向集市，供当地村民消费。其次，集中化经营也是政府一直提倡和推行的经营方式，例如生猪养殖被严格限制，村民在一段时间内不允许养殖生猪；过去小型的砖窑厂、采沙厂也被取缔，具备相应资质的公司才能进入这些领域。集市能够聚集起农户的商品，而当这些产品在生产阶段就已经聚集起来，集市的功能也就被弱化。

快递行业与交通的发展使得村庄与城市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在2010年之后，快递逐渐进入H镇，打破了过去仅依靠邮政局寄送物件的情形。早在几年前“三通一达”都在镇上有配送点。顺丰快递不仅仅有配送点，而且在镇上还有无人机运输项目，货物通过无人机运输到固定的取货点，这在大部分城市区域仍未实现，这与乡村建筑密度低、适合无人机飞行不无关系。附近的村民通过网络购物，能够和城区居民一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货物。网购削落了集市商品的竞争力，对集市上的商铺而言，也是危机。一段时间内家电店在镇上陆续新开了好几年，而随着网购的发达，这些店铺或者倒闭或者从中心区域转向在区位较差的边缘区域经营。

2、社会交往功能的弱化

村庄人口的减少，诸多村民流向城市是H镇的特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外出打工成为潮流，镇上的村民打工的地点多为珠三角区域、福建、浙江等地。随着本地家具产业的发展，有一部分年轻人也留在城区的家具企业工作。镇上教师、医生与公务员队伍中，只有较少年龄较大的人员是本地居民，大部分都来自邻县或外市。村民外出打工后，有的在城区购房，有的留在外省。大部分村民会在村庄兴建房子，或在旧的土砖房的基础上新建，或开辟新的宅基地挨着旧宅修建。

2017年左右，赣南地区推行的“空心房”政策要求村民拆除土坯房，进一步刺激了建房的需求，村民不愿看到“祖业”成为荒地，加之城区一套房子与在村庄自建一栋三层别墅的成本相仿，如此比较，越来越多的人在村庄建房。此外，当地的风水信仰一定程度上也和村民建房动机相关，丢了“祖业”意味着丢了“风水”，而“风水”与财富运势、姻缘、学业、身体状况等都有联系。总而言之，村庄虽然住宅面积在不断扩张，但是常住人口减少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人群与出售商品的人群也都随之减少，集市变得冷清起来，社交功能建立在集市有大量人流的基础上。人流减少，社交也必然减少。在笔者调研时，流动的摊贩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时，虽然外出的打工者已经归来，但由于经济上的需求不再需要完全通过集市满足，而村庄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也早已不是集市。故而街道上仍然非常冷清。

社交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交换未婚配的年轻男女的信息。婚姻是乡土社会中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适龄的青年未找到对象，不仅仅是父母会着急，亲戚几乎都会加入到催婚的队伍中来。赣南地区也不例外，对60后与70后的村民而言，嫁娶的对象一般距离家不远，就笔者所在的错落，村里外嫁过来的妇女基本上来自于N区内，以本乡镇或周边乡镇为主。在过去，这种婚姻有的是通过自由恋爱形成的，更多的是通过熟人或者媒婆介绍，集市成为交换信息的场所，具有很强的社交黏性。相亲在农村区域仍然保留，但同样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交流信息不再需要集市。通过微信互相介绍适龄男女的情况，交换照片比在集市上交流更为方便。并且，外出的年轻人在外地找到对象或相亲的机会增多，本地的相亲市场也因此萎缩，乡村的年轻人被卷入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当地本地婚的倾向并不明显即是由于本地婚恋市场中男女结构失衡所致，也与打工经济兴起后年轻群体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有关。

（三）集市的治理变迁

1、市场化机制的引入

新农贸市场的修建不仅仅给摊贩带来影响，村庄的治理方式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又或者说，是村庄治理的变化推动着集市的变迁。

如今在街面上，可以随时看到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他们是近几年开始镇政府面向社会招聘的编外人员，学历要求为初中，年龄在20岁到35岁不等，他们通常是本地的年轻人。在过去，村庄类似这样的半专业的执法队伍规模远小于现在，这些人员的出现与扩张是村庄治理方式变化的表现之一。新的农贸市场建好后，需要城管人员管理街道，防止部分摊贩在农贸市场外经营。此外，村庄城镇化的面积扩大过程中，政府与民众接触的次数增多。开辟新的街道意味着要占据部分农田，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不赞成，因而曾经与政府发生过冲突。即使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项目制下的镇政府事务增多，一方面要求增强行政能力，另一方面项目为政府带来收益，因此有经济条件负担雇佣编外人员的支出。故而建立半专业的城管队伍，既是政府对民众反映的举措，也与项目制给镇政府带来的压力和收益有关。

无论是建立集中化的集市场所或是组建半专业的城管队伍，都是村镇中国家权力扩张的表现。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集中化经营场所的建立为村集体企业带来收入，这也丰富了镇政府的收入来源。城管队伍的规模是变化的，大致在10-20人之间。每月，镇政府需要负担2400元左右的各项支出。另一方面，集市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过去依赖于社会自生力量。集中化经营之后，社会力量虽然仍然起着作用，但国家管控明显增强。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群执法队伍，镇一级的编制极为有限，而由村民委员会管理秩序又难以树立权威，这些原因也催生了编外城管执法群体。

城管队伍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场化的机制，用以缓解村庄治理需求与镇政府人员有限的矛盾。但随着集市的变迁，市场化的机制还有另一种形式。几乎与新农贸市场建立同期，相安物业管理公司建立，其股权结构为相安居委会和H村村委会各占百分之五十，合计出资60万元。其中，相安居委会与H村村委会所覆盖的区域是H镇的中心区域，也是集市的场所。物业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H村村委书记，在任期间，他还经营着一家水泥厂和大米加工厂。物业管理公司就设在新农贸市场旁边，摊位的出租、管理与收费事务都由其负责，物业公司除了农贸市场这一项目外，镇政府旁边的一块空地也即将兴建两层建筑，设置档口用以出租。物业公司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庄的治理需求，市场化的机制引入到村民自治中，这是集市治理的又一变化。

通过集体企业满足村庄的治理需求还体现在乡村清洁问题上。包括街道和乡村道路在内，村民自身承担一部分清洁任务，概括为门前“三包”责任，所谓“三包”即包卫生、包容貌、包秩序，并且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协同村干部定期检查、评分。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街道的环境卫生情况，但圩镇街道、集市场所、乡村公共道路的卫生仍然需要专门的人员清理。政府向清洁公司购买服务，成为主要方式。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环卫工人和绿色的大垃圾箱，圩镇周边的乡间小道旁有公共厕所，偶尔镇政府会组织志愿者清洁活动， 

2、村庄治理中的集市：政治传播机制的转变

镇政府处于最基层，然而即便如此，任何政策的推行与理念的传播都需要依赖一套传播机制，建立起村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集市过去承担着这样的功能，现在正在发生改变。

但以上种种，已逐渐为新的政治传播方式所取代。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微信群，通过微信公众号“H镇发布”……都便利了信息的发布，政府对民众的传播渠道的拓宽，削落了集市的政治传播功能。近年来，政府对网络平台的建设也更为重视，从2018年末建立公众号以来，政府的主要消息都会在公众号上发布。依赖于村干部联系村民的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新的信息通道，使得镇政府直接与村民的沟通和对话，这提高了村庄治理的效率，也减少了村干部的工作任务。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干部的关系。以森林防火宣传为例，时值干燥的冬季，赣南山区的丘陵地带草木繁盛，这一时期常常是山林火灾的高发期。在乡间小道的路旁，可以看到一排排警示标语，过去这种标语的修辞带有威慑性，例如“一人烧山，全家坐牢”。现在的标语修辞已经发生变化：“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火，可烧万亩林”，多为提示以提高村民的警惕心理。更多此类宣传是在集市场所中进行的，例如在集市街道的墙上，银行和公安前面的展板上有大量关于防诈骗的宣传口号与防诈知识。农村信用银行和镇政府在集市时免费向村民发放的台历、挂历上也有防火、防诈骗的知识宣传。

三、消失的集市与乡村空间的再造

（一）乡村集市消失了吗？

前文的描述说明，H镇集市的形态、功能、治理机制已经发生大的变化。可以说，旧的集市随着乡村内外结构的变化正在逐渐消失。这表现为，在城乡关系上，过去乡村为城市输送农产品为主，而当下的乡村以向城市输送人口为主。这在经济层面上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集市的经营功能弱化，乡村市场中大量的商品从城市输入，工业制品代替的传统手工业制品，城市生产的食品成为乡村消费的主要源头。

与之相反，农业生产的产品交易对集市的依赖性弱，集中化与规模化的种植、养殖成为村庄农业的趋势，交通的便利化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优质农产品辐射范围更广。产量提高之后乡村市场本身也无法消化，故而集市贸易更多地服务于村民的消费。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显著特征。其次，村庄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乡村“空心化”，商品的需求减少，社会交往的需求也因此弱化，留在乡村的老人成为集市贸易的主要消费者，这进一步加速了乡村集市的萎缩。再者，技术和交通扩展了人的活动区域，改变了消费行为与文化行为、社交行为的方式，网购对集市贸易功能的冲击，社交软件与互联网娱乐对改变了乡村村民文化行为、社交行为的方式，集市的文化功能也因此被弱化。

夹缝中生存的集市，仍然发挥着一定的政治功能，镇政府扩张的执法队伍表明国家权力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权力呈扩张趋势。政治宣传的途径更为多样化，但集市所在的圩镇仍然在发挥重要的功能。此外，村民需要的医疗、教育服务依赖于圩镇，而集市本身与这些功能场所是共存关系，故而，只要村民需要的社会服务仍然由圩镇提供，集市便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存在。假以时日，村庄变得和城市一样，能够留住大量的人群，那么此时冷清的集市将只是过渡时期的表象。

（二）新公共空间的兴起

集市是村民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村庄是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场域。笔者所描述的H镇一度试图吸引游客，成为赣南地区的旅游小镇。政府在村庄建筑上下了功夫，从高速路口到圩镇的建筑都涂上了仿古式的颜色，设计修建了仿古式的屋檐与马头墙。脐橙产业、农家乐旅游业等的兴起也为吸引游客提供条件。短期内，通过旅游吸引外地人来村庄消费并不能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些举措拓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也为镇上的人们带来憧憬。

沿着新大街一直往北走，可以看到河畔的跑道、新建的停车场与运动场等等基础设施。S226省道旁的曙光广场是村民跳广场舞的场所，而省道穿过的增坑村，早在2010年就建好了农家书屋与村民活动室。村庄的公共空间增多，意味着村民的娱乐和休闲活动也随之增多，这些新的公共空间，同样能够聚集起村民，只不过不同于集市以贸易为主，这些公共空间以满足村民文化娱乐以及户外运动的需求为主。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在美剧《西部世界》中的频繁出现的一幕场景：游戏场景中的人形机器人在集市行色匆匆，相互攀谈，热闹之极。现实世界的人可以进入游戏世界（游戏名称为“西部世界”）中体验，每次重新进入游戏，玩家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集市场景、同样的商贩说着同样的话。剧情中，这种局面的打破来自于外部，游戏世界中的机器人始终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以及作为游戏角色的事实。乡村集市起源于小农社会中商品交换的需求，假如生产力水平未发生变化，集市的样态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或许与格尔茨所说的农业“内卷”一样，集市同样处于“内卷”状态。当下农村集市所发生的变化，从根源上说也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推动着乡村城镇化前进的步伐，这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无声的革命。

邓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奶奶有七个孩子，我读小学时年纪最小的叔叔仍未结婚，每逢春节叔叔被亲戚们催促结婚，张罗相亲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再往后，是表兄们到了适婚年龄，亲人相聚时少不了以询问或说教的方式催促他们结婚。我的祖姑母今年九十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三年多了，大部分记忆都已丧失，但她还时常对我姑父念叨“华强（姑父的二儿子，祖姑母的孙子，已经结婚十多年了）也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你得抓紧帮他把媳妇娶回来啊”。催婚为何普遍？当再次回到家乡，我重新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催婚场景，发现它与生育观念、村庄秩序之间有着联系。

一、催婚的起因：村庄内的生育竞争

乡土社会中婚姻与人的生命历程、精神归属与意义世界密切关联，且代际关系、生育竞争也影响着人们对婚姻时间的判断，子女在适龄时未婚便意味着未完成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任务，难以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晚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育时间的延后，而即使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后，村庄内的生育竞争也仍然存在。以赣南地区的一个宗族性自然村为例，这里有40多户村民，村落以夏姓为主要姓氏，此外还有李、吴、章三个姓，其中李姓三户、吴姓四户、章姓一户，吴姓的四户人家中有三户都未生育男孩，多生育2到3个女孩。其中一户生育的男孩在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成年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未能成家立业，母亲去世后便由政府抚养，在养老院生活。其他两个小姓虽然生育了男孩，但在村庄的生育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

对于吴姓的几户人家同时未能生育男孩的原因，我认为是巧合所至，但又觉得出现这种概率的情况极低——新生儿是女孩的概率是50%，而吴姓的几户人家共生育了6胎女孩，那么概率就仅为1.5%。为此我好奇地问过其他村民，他也未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只是用比喻的方式描述道：“这可能就像树林里面的树木，大树将小树的生存空间占据，小树便逐渐消失了。”的确，生育意味着竞争，而且更多是男孩的竞争，男丁兴旺的家庭在村落中往往能够占据更多好处，由于劳动力多家庭也更容易兴旺，在村庄中经济地位高，由此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也更多。当地人尽管重男轻女的观念目前已经不是特别强烈，但一直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小时候听长辈描述计划生育时期为了生育男孩的村民与计生执法队发生冲突的事件常常觉得热血沸腾，往往是对执法队强硬的工作手段感到愤慨，或对村民极端行为的感叹和惋惜。彼时我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也无法理解为何大家会更喜欢男孩而不是女孩，之所以当时会有如此情绪，或许是因为讲述者多为本地居民，他们天然地同情被执法对象，理解其生育男孩的强烈愿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生育男孩的竞争，但在合适的年龄成婚，仍然关系到能否在最佳年龄生育后代，祖代是否还有劳动能力帮助子代照顾孙代的问题。

二、生育竞争的失败者为何更“不好说话”

催婚当然不仅仅是由于生育的需要，由于父代对子代成婚的义务感存在，如果未能在合适的年龄结婚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子女不主动的原因，也与父母能力不足，无法为子代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有关系。对于经济状况差、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的父母来说，问及子女成婚问题，他们面露惭色或者流露出一丝紧张的情绪可能更多是出于对自身的责备。即使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金钱作为多数人追逐的目标，农民仍然会觉得“就算挣了钱，买了房子，你没有成家，人家心里面仍然会瞧不起你。”未成婚或者婚姻失败的例子常常成为人们的谈资，即使村庄的光棍过世很多年，他们往年的不幸遭遇会成为警醒年轻人的事例。这些光棍在生前被村庄边缘化，在去世后也不被肯定。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光棍身份本身所致，而与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的原因有关：他们融入村庄内规则的能力往往不足。此外，由于光棍身份，他们没有后代，因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会更短，疏忽人情往来。又因为未成家而无积累家产的观念，往往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好逸恶劳而不储蓄。没有家的观念，容易成为村庄内“不讲道理的人”。

不仅是光棍群体，未生育男孩的村民也会因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变短而变得“不讲道理”，在宗法传统之下，村庄有父权制的传统，女性出生在村落只是暂时“栖居”，在适龄时会外嫁到其他村落。没有子嗣，意味着村民生前的财产无法被继承和延续，世代延续的人情往来也会中断，在村民的观念里他们也因为没有延续血脉而得不到祖先庇护。而宗族性的村庄内部村民因为土地交换、农事耕作、筹办红白喜事、兴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往往需要合作，合作的互动中便不断再生着人情，而他们作为村庄的边缘群体，往往不善于达成合作。在访谈一位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村民夏大叔时他说道“原本以为‘独门独户’的人会更好讲话，没有想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赣南山区的农田多为小块且分散的梯田，在上世纪80年代村集体测量农田面积，划分农田优劣等级，以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农田归属，也即分田到户。因此，抽中的农田并不都是离住宅较近的，而且往往良田与差田搭配，一户村民在多处均有农田。夏大叔早年为了兴建住宅，需要在原宅基地的基础上向外扩宽，因此要填掉一部分农田，而农田是村中无子嗣的村民李大爷家的，因此他多次上门沟通，无论是以购买还是良田置换的方式，李大爷始终不愿答应。后来因为李大爷的大女儿招赘，女婿要入本村的户籍并分得田亩，由于李大爷本身在村庄内属于小姓，且并不擅长为人处世，与村民的关系一般，因此村干部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女婿入户分田的事迟迟无法办好。夏大叔是本村大姓，富有经营头脑而且为人处世得到村庄居民的肯定，和村干部也属于“同房”（即在同姓的村民之中血缘关系的关联又更为紧密）。因此在他的帮助下李大爷的要求才被答应。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夏大叔出了力，因此李大爷最后才答应夏大叔换田的要求。今年，夏大叔还想将住宅旁边的一块水田也换过来，用来修建鱼塘（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住宅旁边有水塘被认为是有利于营造“风水”的），水田同样是无子嗣的村民圆章大叔的，圆章大叔在村庄中的评价也一直不好。这次夏大叔找他换田，他直接开了价格为8000元，当地一亩地租给承包户的价格每年的租金不到200元，而这块水田由于紧挨着一片竹林，，竹林遮挡了阳光且枯枝败叶落在农田中，水田本不能种植粮食和作物，好多年便已荒弃。因此夏大叔觉得价格过高，且自己修建水塘也并非刚需，故没有答应下来。夏大叔认为李大爷和圆章大叔是“不好讲话”的人，村庄里的其他人也持类似观点。我们发现，所谓“不好讲话”其实是指不愿互惠，而更关注短期利益。而那些愿意主动牺牲自身利益，或者愿意互惠的村民往往更容易获得村民好的评价，被认为是懂事理，会做人的。名声对于多回合交往的村庄居民而言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名声不好，与他合作可能便可能会遭受损失。名声好的村民在村庄内办起事来容易，并且归属感和幸福感会因此加强。生育竞争失败的村民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名声不好，容易在宗族性的村庄中被边缘化，难以融入村庄内的生活。因而成家并且生育成为重要的事，在一段时期，催婚的现象极为普遍。

三、村庄秩序变动与催婚式微

近几年催婚现象在当地仍然存在，但催婚的“力度”在不同的家庭却不同，整体呈现出式微趋势。这与村庄秩序的变动或有联系：赣南地区的村庄家庭过去多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这与当地资源有限，通过教育实现上升不仅仅有先例，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途径有关，且无论是古代历史抑或是恢复高考后的当代，通过读书改变阶层处境的事例为人熟知。因此，村庄内有一部分在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因接受教育而流出村庄，在异地就业安家。此外，打工经济兴起后，一部分财富积累充足的村民定居城区，尽管在村庄中仍会兴建住宅，但与村庄的联系也不再紧密。村庄中多以老人为主，年轻人离开了村庄，离开了土地，村庄成为出生和童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都市，维系乡土社会规则的环境改变了，因而这些规则对年轻一代的约束较小。在红白喜事中的许多礼节，过去被认为是必要的，如今很多都已简化。例如，过去在老人去世后，依当地习俗入葬后的七周内每周都要给老人烧纸钱，而由于年轻人多已不在村庄生活，习俗往往被简化为在第一周烧七周数量的纸钱。父辈仍然生活在村庄的群体往往对子女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更为在意，而离开村落或者子女因为教育而延长了步入社会的时间的群体往往对此并不在意，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的家庭尤其如此。

催婚的前提往往是子女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有较大的自主权，但缔结婚姻又需要依赖于父辈的支持，因而代际关系的变动也影响着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态度。家庭发展的经济来源往往需要子代的核心家庭通过务农或务工的方式获得，在子代成家后，父代的支持主要是抚育孙辈。子女成婚的环节中，许多家庭父代并不具备支持子女在购房、彩礼等开支上的能力，而往往是婚姻市场中的劣势者——如学历、职业与收入、长相、性格特征等一项或者多项“指标”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失败的群体更需要父代的支持。在成婚环节缺乏能力支持，自然催婚的动机会被瓦解，子女未能成婚，父母往往认为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有的子女在抗争催婚的时候，也会以此为理由。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赣南地区的彩礼竞争使得子代往往需要依靠自己获得经济资源才能缔结婚姻。在生育观念上，一方面在过去少生优生的政策下村民的生育竞争的条件瓦解，另一方面抚育子女的成本相比过去而言攀升，二胎政策放宽后短时间内生育的动机也并不强烈。更重要的是，离开土地生存和生活的年轻一代不再生活在宗法传统之下，人的意义世界与精神归属发生大的转向，村庄中的年轻人更多地被“催工作”“催读书”。

四、结语

婚姻与生育的分离伴随着村庄秩序的变动，二者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指向现代化的转型。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一方面婚姻与生育出现分离趋势却未完全分离，另一方面村庄秩序与家庭内部秩序既保留着传统面向，又出现新的结构。催婚的兴起本身就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表征，在宗法传统更稳固的时期，婚姻是家庭的事，子女没有选择权，因而无催的必要。而催婚的式微则意味着宗法传统与乡土社会规则的进一步瓦解，步入现代化轨道的中国乡村与中国家庭，正迎接新的规则与秩序，但是人们不会停止催促，时代发展迅速，每个人都害怕被抛弃。